社會成員透過許多渠道去“致富”，為此往往可以制定一些變通性的政策予以保護或提供方便；然而，對於社會成員自身所擁有的基本公民權卻保護得不夠。“應然”和“實然”社會政策之間過大的差距還表現在，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社會政策往往缺乏相應配套和一致的具體辦法來實施，因而這些基本的社會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於一紙空文，“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距離自然拉開。許多具體的政策同基本的社會政策諸如憲法、勞動法之間有時就存在著不協調的情形。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政策的任務更為複雜和艱鉅，所以中國的社會政策應當得到全社會的特別重視和足夠的投入，甚至應當得到超前性的發展。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現有的社會政策由於缺乏主體部分，由於體系化程度和規範化程度的不足，由於在應然與實然之間存在著過大的差距，所以效力十分低下，無法有效地應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嚴重的問題和巨大壓力。

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不可能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進行建設的過程。就此而言，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以現代的公正理念作為社會政策的基本立足點，防止兩個極端現象的發生。

作為現代公正理念具體化的社會政策必須防止兩個方面的問題，缺一不可，否則社會政策便是片面的，會造成不公的現象。一個方面的問題是過大的貧富差距問題。過大的貧富差距意味著社會的不公，是需要透過社會政策來予以解決的。發達國家的歷史證明，在市場經濟初期階段，貧富差距往往較大，容易誘發許多社會問題，容易引起社會的動盪，因而必須透過社會政策予以矯正。中國現階段正處在市場經濟的早期階段，由於缺乏必要的社會調劑及其他種種原因，使得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係數已經超出了公認的警戒線，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並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發展質量，嚴重危及到社會的安全執行和健康發展。如果還不重視社會政策的實施，中國社會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刻不容緩。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平均主義的高福利化。中國雖然不是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是，由於傳統的平均主義等種種因素的強固存在，由於如今為數眾多的社會弱勢群體成員對於公正的強烈訴求，更由於前兩者因素十分容易合二為一，因而在制定和實施社會政策時有可能會引發某種早熟性的高福利化現象。對此，應引起人們的足夠警惕。

第二，既要維護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狀態，又要維護其基本的權利。

社會政策的重要目標在於維護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狀態，保證社會成員在一個社會當中所應當具有的生存底線，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不斷增進。但是，對於社會政策目標的理解還不能僅限於此。

維護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同樣應當成為社會政策的重要目標。應當看到，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狀況，既反映出社會成員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具體處境（結果）如何，也是造成社會成員未來生存和發展狀況的一種十分重要的條件（原因）。首先，擁有基本權利是社會成員平等融入社會的最起碼條件。只有在基本權利得到有效維護的條件下，社會成員才談得上平等地融入社會，進行平等的社會互動，關注、參與社會事務，才談得上消除社會隔離，消除某些社會群體的邊緣化現象，實現社會融合。比如，如果沒有自由遷徙權，如果城鄉居民之間在基本權利方面處在一種不對稱的狀態之中，那麼就必然會形成城鄉之間的社會隔離，就必然會造成區域之間的隔離，就必然會形成利益不平等的城鄉兩大社會群體。其次，擁有基本權利也是社會成員形成基本的生存和發展能力的必要前提。就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基本生存和發展能力的潛質而言，其差別並不很大。只要社會能為之提供起碼的義務教育和基本的職業培訓，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會具有基本的文化素質和職業能力，能夠具備基本的謀生和發展能力。而基本的生存和發展能力的具備是至關重要的，它不僅可以保證社會成員最為基本的生活和發展狀態，而且可以使機會平等以及按照貢獻進行分配的公正規則得以充分兌現。社會政策是公正理念的具體化，公正的基本含義是“給每個社會成員所應得”。這裡所說的“應得”不只是社會成員指望社會的無償贈與，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成員應當透過自己對於社會的實際貢獻而取得的一種收入。因此，從社會一方來說，保證每個社會成員具有起碼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就顯得更加重要了。如是做法，有助於最大限度地衝淡社會上強勢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