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東亞的歷史，透過不斷加強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經濟合作，促進人員和資訊等的交流，推動政治、安全保障領域的協調，成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務，而這也是日本外交取得成功的寶貴經驗。

總之，我們對日本戰後的外交可以作出如下評價：以日美同盟確保國家、國民的安全這一國家利益，不靠軍事力量，而靠經濟、ＯＤＡ等力量為東亞的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它在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同時也直接推動了國際協調下的“自主外交”。

（3）冷戰後的國家利益

如前所述，“在充滿不安全因素的世界形勢下，正在享受著自由、和平、繁榮的日本是最為幸運的國家之一”。但以１９８９年為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國內圍繞國家利益的討論也相應地發生著轉變。

正如某一歷史學家所說，“歷史每時每刻都包含著慣性和變化兩種現象”，從歷史的脈絡看，1989年的確是“變化”的一年。

東歐爆發的民主化浪潮轉動了歷史的車輪。冷戰的象徵——“柏林牆”倒塌，越南軍隊從柬埔寨撤退，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退。美蘇首腦在馬耳他島舉行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談，向世界宣佈了冷戰後新時代的到來。假如沒有這件影響歷史的大事發生，恐怕地中海的小島國馬耳他至今仍然鮮為人知。當時，我在外務省正好開始擔當新聞方面的工作。對我來說，那是親身感受到一個接一個到來的歷史“轉折點”的一年。

這一年，日本昭和天皇逝世，動盪的“昭和時代”走向終結，“平成時代”開始了。從中國古代的《史記》和《詩經》獲取的“平成”一詞包含的是“平和而成”之意，恰恰反映了日本人在動盪的環境下對和平的新時代的願望。

不過，隨後的歷史暗示，美蘇兩國首腦宣言開啟的新時代，並不是“平和而成”的，而是混亂的時代。

冷戰後混亂的世界

冷戰的終結，結束了貫穿整個２０世紀的意識形態對立和世界戰爭恐怖，使國際政治發生了劇變，令人產生“歷史的終結”之類的想法。事實是，在民主化和人權意識逐漸蔓延的同時，作為“後意識形態”的對立軸，民族、宗教問題重新“崛起”，暴力或紛爭也經常發生。美國著名學者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衝突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把新的對立結構描述成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文明的對立，實際上，後冷戰時代世界所釀成的新的不安或猜疑，甚至使我們想起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6）

在這樣的情況下，21世紀到來後不久就發生的“9？11事件”，集中地表現了世界混亂的一面，打破了大家對和平時代的樂觀預期。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以民航飛機為武器，襲擊了擁有獨一無二的強大實力和財富的超級大國的政治與經濟中心，震撼了全世界。

後冷戰時代的對抗，以沒有特定戰場的“新的戰爭”為特徵。傳統的國家間戰爭，已經被一個國家內部的“政府VS�反政府”、“民族VS�異民族”、“宗教VS�異宗教”等形式的紛爭，以及“國家VS�恐怖主義”的“非對稱戰爭”所代替。直到今天，各國仍然沒能找到防止和結束這場“新的戰爭”的有效方法。

“9？11事件”發生前，“美國記者之父”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和平時代的戰爭》一書的最後一章有這樣的預言：

對於美國這一開放的社會來說，現實的危險應該是與任何國家無關的恐怖分子拿著核武器侵入美國的城市。對一個恐怖分子來說，攜帶核武器也許只需要用比較厚的廉價旅行箱即可。

實際上，根據當時的一條新聞報道，恐怖主義組織塔利班的確從烏克蘭購買到旅行箱型的戰術核武器，為準備在美國使用而儲藏起來。超級大國的國民對“看不見的敵人”感到的不安是前所未有的。“9？11事件”發生兩年後，在美國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於與１０年前比較的世界危險度”這一話題，回答“危險減少了”的人只佔總數５％，相反，回答“變得更加危險”的人數達到75％，大大超過了“9？11事件”發生前的數字（53％）。

經濟領域也發生了劇變。由於交通運輸、通訊手段、資訊科技的飛躍性發展，以及“柏林牆”的崩潰、“鐵幕”的消失等原因，全球化和資訊革命取得實質性進展，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和一體化程度也在快速推進。人員、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