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謂“風塵俗吏”，在王公大臣眼裡，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堯峰把這個官，做得有聲有色，當時親貴重臣的家人，許多是橫行不法，魚肉小民的豪奴，汪堯峰卻能不顧情面，不畏勢力，不遇到便罷，遇到了當街一頓板子，外加七斤二兩重的一面枷，要悔過了才放。

過了兩年，由兵馬司指揮再升戶部主事；這一次復入，更是銳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減吳三桂的軍餉，替國庫省下了極可觀的一筆經費。

由戶部主事外放，汪堯峰當上了一個很不錯的差使，到江寧西新關去徵稅；稅差有陋規，汪堯峰看看宦囊所積，可以養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辭官回蘇州，在堯峰山中築了一座“皆山閣”，閉門著書。康熙十八年應徵就試博學弘詞，授職翰林院編修，編纂明史，跟湯斌成為同年、同事，他們的交情就是這樣來的。

汪堯峰在史館只有兩個月，因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舊回到堯峰山；那時他的古文，幾乎可稱為海內獨步，名公巨卿的壽序、墓誌銘，都要來請教他，否則不足為榮。他跟湯斌的交情極深，就是大家不請他，他也要自告奮勇；所以接到委託，一諾無辭，精心結構，寫成一篇洋洋灑灑兩千餘言的壽序，再請名家工楷寫在八條朱箋上；字是用泥金所寫，精工裝裱，外加紅木雕花框，裝潢得講究無比。

到了十月中旬，湯斌的生日將到，地方士紳僱了一班吹鼓手，將這八幅壽屏，抬到巡撫衙門。這件事，期前做得極為秘密，湯斌事先毫無所聞，一聽說地方士紳來送壽屏，大為不悅，不但不收，連見都不肯見。

“這是堯峰先生的手筆，湯大人豈可辜負人家的一番心血？”

這話也對，湯斌便派人把壽屏上的序文抄了下來：原件仍然“壁謝”！

這好像有點不近人情，令人難堪；但以知之有素，諒解他絕不是出於矯情，所以這種難堪，就好像人參湯中的一絲苦味那樣，事後體會，格外有味。

到了年終，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縣官，以備言路之選。“行取”的意思等於徵史，也就是說，選拔州縣官去當御史；品極同為七品，但職權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規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處。“如朕親臨”，州縣官須以屬下的禮節參見。由明人清，雖廢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遠非縣令所可同日而語。

因此，州縣官行取為御史，限制甚嚴，第一要合資格，須兩榜進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優；第三要任內不欠錢糧，沒有未破的盜案。前兩點操之在己。最後一點，在江蘇這樣“賦重役繁，甲於天下”的地方，就很難了。

湯斌認為這是好官吃虧的規定，決定據理力爭；因而他親自起草奏疏，保薦劉滋才和郭琇。　他說：做州縣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於的，只要潔己愛民，一定能夠升遷，所以操守廉潔，政績可以表揚的，頗不乏人。但細考他的錢糧徵收成數，則無論如何不能完清，因為“勢處其難，智勇才力無所用”。如果一定要拘於成規，以合格的官員報送，那就只有揀小縣分，事情少，賦稅輕，容易藏拙，也容易見功的人來敷衍塞責。這樣的人，辜負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絕不能邀得皇帝賞識。這一來，豈不是有濫舉的責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薦，則是“蔽賢”，罪過與“濫舉”相等。因此，湯斌說他與總督王新命，細心考查，決定保薦劉滋才與郭琇；他說郭琇稟性恬淡，頗有風骨，對百姓的撫慰啟迪，勤勞不倦，吳江的百姓對他的稱頌，眾口如一。任內亦沒有未破的盜案，但錢糧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兩年全完。歷年的錢糧不能全完；而郭琇雖未能追完舊欠，至少已有任內的兩年全完，與歷任官員比較，可見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湯斌希望能表達出這樣一層意思，如果都像郭琇這樣的縣令，那麼，根本就不會有積欠的錢糧了。

這道奏疏一上，劉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補為監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捨，彼此有一場眼淚好流。

到了京師報到，郭琇因為身居言路，職責所關，所以經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見的人多了，才發覺朝中的派系，相鬥甚烈，或者是政見不合，或者是講學問的路數不同，形成門戶之見，而說到頭來，其實不脫爭權奪利四個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額圖和明珠兩大派；以後又有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李光地等派，用戰國連橫、合縱的手法，今天聯甲倒乙、明天又聯乙倒丙，搞得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