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聾啞人的語言現象。啞人因聾而啞，因為聾失去了聲音語言的能力，妨礙了對語言的學習。但是，聾啞人能夠用手語，透過學習能夠用文字來使用語言，而獸孩卻不能。這些也說明了語言的社會性。社會的內容固然需要準確的語言來表達，反過來，沒有社會內容的語言也不存在。這便是語言與社會的關係。

我們用“語言的社會性”來考察史詩就發現，遠古的史詩，被當作神話傳說的中華史詩實際上是對遠古社會的記錄，是我們探索遠古社會的原始資料。這就是從哲學的高度對語言的認識。如果我們對史詩是否記錄社會產生爭議，那麼，我們就可以運用語言的社會性這把尺子。讀者，你不這樣認為嗎？這樣認為吧。

語言的社會性，這是一個極常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語言現象，因為普通，反而不為我們注意。這就象我們每天幾次的上下樓梯卻少有人知道樓梯的步數一樣。

承認了語言的社會性，就可以探討語言的起源。社會開始於距今萬年，語言也開始於萬年前。人與動物（包括動物人）的最後分界也在這個時間。語言的產生為思維準備了條件，思維發育。離開了語言的社會性去談思維，去談動物語言毫無意義。

中華社會開始於距今萬年，動物人進入社會時已經有了動物語言的能力。隨著社會關係的產生，“動物語”開始豐富，開始了向社會內容的轉變。這便是語言的產生。語言產生於社會。

語言產生於社會？可能有讀者覺得不舒服：這可能嗎？在百萬年的進化時間裡，語言的能力就沒有進化？提出這樣問題的讀者還是沒有想明白語言對於社會的依賴關係。今天的哺乳動物何止千百萬年的進化時間，何止百萬年的發聲能力？哪一種動物，包括靈長類，產生了語言？與人類親緣分支的當屬“野人”。從語言的角度看，野人是沒有進入社會的古人類。哪一位“野人”產生了交流思想的語言，能夠在一起說長道短嘮家常？沒有。因為野人沒有建立起社會的關係。

說到這裡，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因為人類的語言與動物的語言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以致無法想象怎樣發生從動物語到社會語的轉變。一定有讀者相信人類的語言是天生固有的。其實，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已經解決了，人類從動物進化出來，因此，人類的語言也是從動物的語言進化出來。問題就是這麼簡單。為了將事情說得直觀些，這裡舉兩個簡單的例子。

比方說，驢叫是動物語。驢的叫聲由O和A組成。驢叫難聽死了。驢為什麼叫？原來，驢的祖先是野驢，驢叫是呼喚同類的語言。在廣闊的大草原上，洪亮的聲音在傳達資訊：我在這裡！野驢的語言一定是很豐富的。從野驢到馴養驢，驢不再需要呼喚。於是驢的語言也就退化，只留下O和A兩個音符。

再舉一個例子。我們來考察一下貓的語言：喵，這是在打招呼：喂？晤……，這是在發出警告：不要來搶我的食物。求偶時的哀號，這是在要求男友：我好難受，快來*。貓類的關係就是這樣，貓的語言也就這麼多。我們人類從動物人到社會人，社會關係需要語言來表達。人類的語言這樣豐富起來。當我們探索“神話傳說”的時候，我們已經投身在遠古社會的大背景中。我們探索中華史詩，古社會的畫面就折射出來。

社會的生產能力，社會的積累能力，社會的生產狀態（包括採集生產）構成了社會關係的基礎。簡單的生產狀態只能出現簡單的社會關係，出現了早期的語言。語言與社會的關係相對應：有怎樣發展高度的社會就有怎樣發展高度的語言，有怎樣複雜發達的社會關係就有怎樣複雜發達的語言。社會已經歷時萬年，表現出來社會的歷史性。因為語言的社會性，因此，語言也具有歷史性。就是說，流傳到今天的史詩無不表達歷史的內容，打上歷史的烙印。舉一個例子：

“老大帝國”，這是近代人說的話。“皇帝萬歲”，這是皇帝時代人說的話。“皇帝（制定曆法）”，就一定是5千年以前的古人說的話。

運用語言的歷史性來讀中華史詩：從春秋時代流傳下來一批古書，古書中保留了“對祖先的聲音語言的文字記錄”。從這個角度講，中華史詩是輝煌古中華的一座文化寶庫。

語言一經產生就具有了工具的性質。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有使用工具的“人”。語言從“巫文化”發育出來，由“巫”這一部分人使用。（這就象今天的規範語言普通話以現代作家的經典作品為標準一樣。）早期的語言是始族巫用於宣講的工具。因為巫的宣講，語言豐富和發育起來。在採集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