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希特勒的頭銜將是元首兼國家總理。他的獨裁大權至此就完全實現了。為了堵塞漏洞，他要軍隊全體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對德國，不是對憲法（他在興登堡死後不舉行繼任選舉就已違反了憲法），而是對他個人宣誓效忠。誓詞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227＇　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

到1934年8　月為止，將軍們如果要推翻納粹黨政權，本來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反而承認他是國內最高的合法當局，作了這樣的效忠宣誓，從此以後使他們自己對阿道夫，希特勒個人承擔了義務，而這樣的誓言，不論對他們個人或國家多麼不光彩，他們出於軍人的榮譽感，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定要忠實遵守的。但是這個誓言在不少的高階軍官中間也會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當他們公認的領袖走上了一條他們所反對的並且認為可能導致國家滅亡的道路上的時候。但是這個誓言也使更多的軍官有了藉口來開脫他們個人在根據最高統帥的命令而犯下的難以名狀的罪行中的責任，這個最高統帥的本性已在6　月30日的大屠殺中表露無遺。德國軍官團的驚人錯誤之一，從這個時候起，就是這種“榮譽”衝突所產生的。作者根據親身經驗可以證明，所謂“榮譽”是經常掛在他們嘴邊的一個字眼，他們對此可以說有一種古怪的看法。在以後，他們常常為了忠於誓言這種榮譽感，而忘掉了自己作為人類的榮譽感，把他們軍官團的道德準則踐踏在汙泥之中。

興登堡死後，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正式宣佈，沒有發現老元帥的遺囑，因此必須斷定他沒有留有遺囑。但是在8　月15日，也就是德國人民舉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總統職務的前4　天，不是別人，竟是巴本找到了興登堡的政治遺囑，送去給了希特勒。遺囑中讚揚希特勒的話為戈培爾在公民投票最後4　天的宣傳運動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奧斯卡·馮·興登堡上校在電臺發表廣播講話：我父親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視為他作為德國元首的直接繼承人，我現在根據我父親的意願，呼籲德國全體男女同胞投票贊成把我父親的職務移交給元首兼國家總理。*這幾乎可以肯定說是不確實的。因為根據最可靠的現有材料，興登堡建議在他死後讓王室復辟，作為臨終希望。但是遺囑的這一部分內容，阿道夫·希特勒卻沒有公開。＇228＇　戰後在紐倫堡訊問巴本的時候，以及後來他在回憶錄中，終於弄清楚了一些——也許不是全部——老總統遺囑的真相。雖然巴本不是一個絕對可靠的證人，他也許沒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況都說出來，但是他的證詞是不能等閒視之的。興登堡的遺囑就是由他親筆起草的，據他說，這是應老元帥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　巴本在回憶錄中說＇　建議，在他死後實行立憲君主政體，我特別提到合併總統和總理職務是不適宜的。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當然也有一些嘉許納粹黨政權肯定的成就的話。

巴本說，他在1934年4　月間把草稿交給興登堡。

幾天後，他要我再去見他，他對我說，他決定不採用我的草稿。他覺得？？應該由全國人民來決定他們希望國家採取什麼形式。因此他打算把關於他為國服務的敘述作為遺囑，而把他關於王室復辟的建議作為一個臨終希望在一封給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來。當然，這說明我原來的建議的全部意義都取消了，因為關於復辟的建議己不再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後來曾對這一點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這一點，沒有別的德國人比巴本處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興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後，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電話給我。他問我興登堡是否有政治遺囑，如果有的話，我是否知道在哪裡。我說，我要問問奧斯卡·馮·興登堡。希特勒說：“要是你能夠儘快把這個檔案送到我這裡來，我將十分感謝你。”因此，我囑咐我的私人秘書卡根奈克到紐臺克去問興登堡的兒子，遺囑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讓我把它轉交給希特勒。因為我在5　月底興登堡離開柏林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銷燬那份遺囑。

奧斯卡在他父親死後沒有能夠馬上找到這個重要的檔案，這時突然找到了。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興登堡的副官馮·德·舒倫堡伯爵後來在解除巴本納粹罪嫌的審判時所提供的證詞，證明了這一點。據他透露，總統在5　月11日簽署了兩個檔案，他的遺囑和臨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