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明朝末年國家不斷用兵，財政吃緊的情況下還徵收了——遼餉﹑剿餉和練餉。這三餉是萬曆年間開始啟動，到了崇禎年間，三餉最高達到700多萬兩銀子。

即使加上三餉，明朝整體的平均稅率也是偏低的。

問題是稅收政策，徵收不到特權階層頭上，反而向佔據80％人口，卻只佔有20％田地的底層小地主、自耕農、佃農頭上徵收。

如果說，全國平均稅率是3。3％，對於這些弱勢群體來說。甚至是承受了20％以上的稅率，再加上大地主們殘酷徵收五成以上的田租。本質上，底層的弱勢群體每年只能保留30％左右的收成。年景好的年頭，也只能勉強果腹，年景差的年頭抗壓能力差的佃農、自耕農只能大面積的破產逃荒。

對於小商人來說。朝廷的政策也是美好的，具體執行政策的官差總的壞透了。明朝後期，朝廷的商業稅已經名存實亡，但是具體到官差身上的孝敬，卻是少不了。而這些孝敬，往往是商人經營所得的20％以上。

這樣一來。明朝的普通商人最大的成本支出不是向國家繳納稅收，而是向官員、官差等等階層孝敬的成本。

葛沽經濟特區對於商人產生巨大的吸引力，恐怕不是別的因素，而是葛沽的稅收政策比較公開透明。…；

——普通商業稅3。3％、特殊行業（賭館、妓院）商業稅10％！

除此之外，官府不會徵收其他的稅收，更不會允許官吏們收取孝敬的行為。所以，葛沽經商的商人，經營成本是比較低的。

再加上，葛沽人口密度也是非常驚人，其中的商業利益，往往也能夠讓商人們賺的盆滿缽滿。這樣一來，商人們擁護葛沽政策的，自是佔據了主流。

新上任的廉政部的部長李信，對於私營的商人們，卻保持不信任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