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們被組織起來,在街上游行,一路吹吹打打,造成交通擁堵。
一支支援獨立的遊行隊伍剛巧從我們辦公室下面走過。
人行道兩旁各有一個孩子。
他們與馬路中間的那個孩子一起舉著一條寫著口號的橫幅,有整個街面那麼寬。
橫幅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看不見跟在他們後面的唱歌的人群。
在街道兩旁一排排房子裡,大人們倚在高高的窗戶上俯視下面,彷彿在看一場他們無力阻止的、孩子發動的政變。
孩子們唱著1869年“反對者”寫的一首歌:你要交出父輩爭得的權利?不!權利要讓子孫繼續。
不要為了眼前的小利,讓人說我們出賣自己。
他們還用《一位母親愛的祝福》的曲調唱一首名為《1948年英雄》的歌:我們的頭頂天空明朗,我們的紙廠機器轟響,拉布拉多那兒有鐵礦,多得足夠你用上天堂。
美國人會要我們的魚,我們的長夜已經過去。
紐芬蘭千萬不要投降,拉布拉多也不要絕望。
一場殃及全國的怨恨戰由此拉開帷幕。
與政治毫無關係的陳年宿怨都在這時以武斷的方式得以清算。
表面上我們的賭注是國家前途,其實真正問題是誰可以一直宣稱自己獲贏。
贏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獲勝者覺得證明了自身的價值。
在這場比賽中,你若失敗,這將是你一生的奇恥大辱。
你若贏了,將永遠為此得意洋洋。
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孩子、教會、工會都在劃清界限。
他們肯定會和你說標準是其他什麼的。
其實,劃線標準不是宗教,也不是不同的政治觀點。
第二次投票到處瀰漫著一種過時而無序的狂歡氣氛,彷彿到了四月齋結束前的最後一天,或是進入了一場不戴面具的化裝狂歡。
在這種場合中,在授予豁免和特赦的保護下,沒有什麼不能做。
更沒一個人想到等豁免撤消,問題解決的時候,將來的事會怎樣。
這個時候,爭鬥看上去會一直持續下去,但內部其實已經有了結果。
想告訴別人那時的情況真不容易。
因為在那個時刻,沒人知道,另一方會怎樣看待勝利。
也沒人知道,獲勝差距是多少才合適。
投票前的最後幾個夏夜,我得拉低帽簷,豎起衣領,穿上從來不穿的衣服,帶上保鏢,口袋裡揣好左輪手槍才會出門。
當時,每家每戶都敞開大門,讓冷風吹進家裡,所以爭論聲音混成一片,乏味地飄在早已喧囂的街上。
我們所經過的每個酒吧無一例外都淹沒在騷亂中。
等到酒吧打烊,那些酒吧門口閒蕩的人散了之後,我們開始散步。
街上只有我們三個,整個城市安靜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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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們的父親(2)
我是支援加入聯邦的領袖,我父母卻支援獨立。
所以,斯莫爾伍德屋簷下的一場流血衝突將不可避免,何況這樣的事眼下正風靡全國。
第二次全民公投前幾天,一個星期天的晚餐上,衝突爆發了。
最近不管我什麼時候去家裡,父親總是不在家。
但這天我卻有預兆,感覺他會在家。
我看見放在門廊角落裡他的“掙飯棍”,於是打起精神,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事。
也是因為有可能有一場風暴,我把克拉拉和孩子們都留在家裡。
當時在家的還有我兄弟戴維。
我們聊了幾句話,打發吃飯的時光。
接著,父親便走到俯瞰城區的平臺上去了。
我們可以從起居室的窗戶看見他。
這天天氣很暖和。
兩邊平臺上的門都開著,微風可以吹進屋。
我看見我的保鏢站在朝海的平臺上抽菸。
母親乞求似的看著我,要我千萬剋制住自己。
父親抬起手臂,彷彿要給群眾演講。
我已經好幾年沒聽過他在平臺上滔滔不絕了。
好多次,趁他出去時我才回家一趟。
我已然決定,永遠不再做一個非自願觀眾。
“古老的失土啊!”他咆哮道,聲音響得足以在100碼開外壓倒海恩斯。
我母親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