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悉合機宜”且“素為洋人敬服”，極力推薦丁日昌為換約代表。丁日昌於光緒元年七月初七（1875年8月7日）與秘魯政府代表愛勒莫爾進行交涉，丁日昌照會秘魯政府，“妥將以前苛待華工弊端，盡行革除，遵照專條及和約辦理。嚴令將華工身家資產，皆得保護，以昭信守。”秘魯復照說：“查華民在於本國傭工者，本國志在實力保護，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為華工盡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後，清政府與古巴簽訂了《古巴華工條款》，與秘魯政府簽訂《中秘會議專條》，《中秘通商條約》，在這些條約中，都有專門保護華工的條款，此後古巴、秘魯的華僑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處理古巴事件的過程中，丁日昌對海外僑民的艱苦處境有了更深的瞭解，他在任福建巡撫期間，上奏“閩、粵兩省人多地少，所有無業窮民年來秘魯、古巴、小呂宋等處販賣出洋為之傭工，每年何止數萬人。惟洋人視華僑如犬馬，一入牢籠永淪苦海。大約百人出洋，在途受飢寒委屈而死者約十分之二，到地後被其凌虐摧殘而死者又約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臥車路甘被火輪碾斃；即生者亦復去家數萬裡，杳無音信，父母妻子只能於夢寐見之。言者傷心，聞者下淚”，對流寓海外的僑工、僑商，他關注的情懷躍然紙上，與之相適應的是他積極採取對策，一方面嚴厲打擊拐騙活動，建議清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設招工局（俗名“豬仔館”），要求地方督撫同官紳按照條約，妥擬杜弊章程，嚴禁誘騙華工出國。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銳，中國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對已出洋之華民，只能採取措施，予以保護。鑑於海外華人雖倍受壓迫，卻投訴無門的狀況，丁日昌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設立“新聞紙館”，“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員總司其事，……中國人而被外國人欺凌者，皆可寫入新聞紙，佈告各國，鹹使聞知，使歸曲於彼。”動員社會輿論，披露華僑疾苦。

丁日昌的護僑思想可以說是19世紀下半葉海外華僑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反映，華僑社會自身經濟力量的壯大以及向祖國請求保護的呼聲，漸漸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內外有識之土的重視。他們開始呼籲朝廷，聯絡保護華僑、利用僑資振興國家，丁日昌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清政府對海外華僑的政策，開始由放任自流轉變為保護和管理。在這一變化過程中，丁日昌作為中國設領護僑的先行者，可以說起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四百七十三章守禮懷恩

丁日昌的這個不情之請讓林義哲明白過來，丁日昌之所以如此心繫海外華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對此有著切膚之痛！

象這種拐走中國女童的事，丁日昌所講述的，其實在中國是廣泛存在的！

遠的不說，象那一次發生在日本橫濱港的“瑪耶西”號事件，雖然在日本政府的幫助下，中國方面解救了全部被拐華工，但仍然有一名小女孩被船長偷偷帶走，最後下落不明（小女孩因可在上自由走動，且臉色紅潤，未見受虐待，日本官員沒有帶她下船，結果船長逃離日本時偷偷將她帶走了）。

如今在自己的努力下，中國海軍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那麼海外護僑行動，也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

自己在“請興海軍護海商經略大洋折”（簡稱“籌海折”或“拓海折”）裡已經說明了保護海外僑民的重要性，接下來，是該促使朝廷開展進一步行動的時候了！

林義哲和丁日昌又談了一會兒，正欲告辭，丁日昌卻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命人取來了一份電報。

“此是廣東張撫臺給我發來的電報，並要我轉諮鯤宇，速速回復。”丁日昌道，“此是昨兒個的事，我正要派人送於鯤宇，不想鯤宇先過來了，正可交於鯤宇。”

聽到是廣東巡撫張兆棟發來的電報，林義哲不由得一愣。

他和張兆棟以前並無交集，廣東那裡也並沒有電報，若要發電報，需要透過香港中轉，而張兆棟竟然想到用電報這種方式給丁日昌發來電報，顯然是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

林義哲接過電報看了一眼，眉頭立時緊皺了起來。

張兆棟在電報裡委婉的告訴丁日昌說，山東巡撫丁寶楨向廣東方面下了單子，為山東的榮登水師訂購14艘趕繒船（趕繒船，是中國傳統大型福船的一種，因船底為防藤壺等海蟲腐蝕而經常塗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稱“白底船”。現在已經不能作為戰船使用，在民間多用作漁船）。

對於山東方面訂購趕繒船的舉動，張兆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