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的時候，還不願意叫媽媽。此後，在郭鳳蓮人生低谷期，賈富元更是不離不棄、體貼入微，使家庭的溫暖成為郭鳳蓮棲息心靈的樂園。

對郭鳳蓮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快樂是在“鐵姑娘”們參加勞動的一年之後。那個秋天，郭鳳蓮看著在廢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萬斤糧食，激動不已，因為那裡也有她的一份辛勞和努力。大寨除了口糧、種子和飼料，還向國家賣了餘糧。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智慧和勤勞具有多麼大的力量，並深深沉醉於艱苦創業帶來的成就感中。更令她驚訝的是，大寨這個普通農村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紙、電臺和先進事蹟報告會上。

如今的年輕人已經無法想象大寨曾經擁有的地位，他們只能從老人們的敘述中，去感受當年紅色海洋中激情的氛圍。其實，早在1964年，大寨就開始了輝煌的歷程。

1964年2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幾乎成了一份“大寨專刊”。在報紙的頭版頭條是一篇名為《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與社論同時發表的，還有新華社記者宋莎蔭、範銀懷寫的反映大寨先進事蹟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

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在停靠在邯鄲城的主席專列上，向毛澤東彙報大寨的事蹟。毛澤東對此非常感興趣，他意味深長地說：“窮山溝裡出好文章。”

1964年4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在聽取小組討論時插話說：“農業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擴大會議上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

中央決定樹大寨這面紅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