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夜裡散步，李敖還會經過嚴家舊宅，遙望院裡的一片濃蔭相屋裡的一片死寂，唯有內心悲涼而已。

幾年以後，一天在臺大遇到胡家倫，他問李敖：“你記得嚴僑嗎？他死了，死在火燒島。”

李敖後來在回憶嚴僑這位良師益友時深情地說：

在我思想成長的過程中，嚴僑雖然對我已是‘過去式’，但他的偉大人格，他的聲容笑貌，他的熱情犀利，他的悲慘人生，卻對我永遠是‘現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導師，我慶幸在我一生中、能夠親炙到這麼一位狂飆運動下的悲劇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種大陸型的脈搏，那種左翼式的狂熱，那種宗教性的情懷與犧牲。在這些方面，嚴僑都給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許嚴僑本人並不那麼豐富，那麼全面，那麼完整，但對“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李敖而言，無疑地都成為我的導師。最後，雖然導師自己倒下了，但他的學生還在前進，——他的學生沒有倒！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8．錢穆非吾師

李敖小小的年紀就敢於堅持自己的道路，而不為權威所迷惑，不盲目跟著權威設計、引導的路走。對錢穆的傾慕與放棄，實際上正是李敖真正開始思想獨立的開始。

讀書的豐富，思考的獨立，使李敖的思想日趨成熟，這使他在小小的年紀就敢於堅持自己的道路，而不為權威所迷惑，不盲目跟著權威設計、引導的路走。對錢穆的傾慕與放棄，實際上正是李敖真正開始思想獨立的開始。

當然，這個思想定型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在讀了很多書、困學求變以後的事。進入現代以來，左右問題、中西問題、新舊問題……這許許多多困惑著中國的問題，也同時困惑著許許多多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水平不好、政治干擾，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失敗了，他們困惑終身，無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確的判斷。在這方面，李敖卻是個非常鮮明的一個例外。

錢穆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任教，1949年到香港定居，1964年遷居臺灣，任中央研究員院士。

李敖從小學時代就知道錢穆，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過《開明文史叢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他最早知道錢穆及其著作。到臺灣後，由於國民黨統治思想、管制書刊，進步和左派的舊書都查禁了，新書一本也看不到，李敖的許多時間，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錢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必讀書，加上當時共產國民黨正在激烈批判“胡適”型學者和“錢穆型”學者，所以李敖對他們兩位都很注意。

李敖與錢穆的結識，得力於同學徐武軍；徐武軍的爸爸是徐復觀，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錢穆應談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校長居浩然的邀請到校講演，不料演講過程中天花板突然下落，錢穆受傷，當時徐復觀想在學術界插一腳，想拉攏錢穆，就把錢穆接到徐府養傷。徐武軍是李敖的好朋友，就對李敖說：“你李敖程度這麼好，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聽說去見錢穆，李敖又驚又喜。不久，即同年的6月15日，徐武軍帶著李敖見到了錢穆。

錢穆為人極為親切，對兩個來訪的高二學生，也沒有任何架子，就聊起天來。李敖向他請教治國學方法。他說並沒方法，要多讀書、多求解，當以古書原文為底子為主。免受他人成見的約束。書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不要怕讀大部頭的書，若養成讀大部頭書的習慣，則普通書就不怕了。讀書時要莊重，能靜心凝神，任何喧鬧的場合都可讀書，否則走馬看花，等於白讀。選書最好選已經有兩三百年以上歷史的書，這種書經兩三百年猶未被淘汰，必有價值。新書則不然。新書有否價值，猶待考驗也。

這次去看錢穆時，李敖特意帶去自己寫的《李敖札記》第二卷，錢穆接過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梁任公上張南皮張尚書書），他很驚訝，問李敖梁啟超這封信的出處，李敖告訴了他。這件事，使李敖很有感觸：錢穆的不恥下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風度，令他發自內心地敬佩；但這麼大的學者竟然不知道這封信的出處，他的學問的廣度令李敖起疑。告辭前，錢穆約李敖再去看他。李敖雖然每天都經過他門口，看他很方便，但他沒再去。

後來錢穆回到香港，第二年，即1953年4月14日，李敖給他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並附信提了兩個問題請教，錢穆很快回了信，對李敖褒賞有加：“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若能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