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司自主決定；第三條是經營決策權，計算所對公司業務不予干涉。柳傳志說，計算所巴不得不決策，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幹，所以就給了這三條政策。

柳傳志當時也不明白該怎麼幹，但這三條他都很滿意。多少年後他回想起來的時候，感慨地說，這三條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

1986年、1987年總結什麼叫民營企業的時候，中關村總結說符合四個“自”就是民營企業——自由組合、自籌資金、自主決策、自負盈虧。柳傳志一一數下來，說：“我們這不就是嗎，20萬初始投入，後面大量的錢靠自籌。”

民營和國營的區別何在呢？在那個年代，國家計劃內的企業和非計劃內的完全不同，計劃內的企業國家就要給你指標，年年撥錢，但同時也捆著企業，參與企業的決策。民營就什麼都不給你，自己負責自己。柳傳志決意永遠往民營那堆兒裡混，他需要一個自由的體制。再後來，公司就自稱是股份制企業，然而用柳傳志的話就是，“實際上我們這個性質完全是民營”。

曾茂朝對柳傳志和王樹和說，你們創辦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許能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作用”。柳傳志記得，當時這句話讓他熱血沸騰。

我們仔細去查詢公司檔案中的種種細節，可以發現，曾茂朝的許多決定都為日後聯想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後，柳傳志總結道，這些決定確保了聯想能夠充分利用傳統制度中的資源來實現新制度的功效，對他而言更是一種巨大的激勵和強有力的後盾。即使是後來企業做大了，已經擁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結構，科學院還是很照顧，始終不把公司當做一般的國企。2008年聯想開辦的“聯想之星”科技創業高階人才培訓班，可以視為聯想的反哺行動。

這就樣，公司辦起來了。1985年春天的時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學院南路的大門掛出來，長2�2米，寬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製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體字，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牌子並列。

隨後，公司主要負責人的任職後面都加了行政級別，王樹和為正處，柳傳志和張祖祥為副處。無須辨別級別是在哪個層次，重要的是，這一舉措有個很強烈的象徵意義：黨組織認可他們，依然把他們當做革命隊伍中的一個部分，並以組織的形式加以認定。

在聯想日後的發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傳志一直堅持這樣的態度——不和傳統的制度分道揚鑣，不離開計算所這個大家庭。

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議公司能夠在獨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比如建立董事會以使公司完全擺脫計算所的控制。柳傳志不同意，他自有考慮。他不想扮演一個叛逆者的角色，聯想的更好發展離不開計算所這個母體。在之後的20多年裡，計算所憑藉最初掏出的20萬元，每年收穫數千萬元，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佔了大便宜，但柳傳志始終明確表態，為計算所辯護。

而歷史也證明了，他的眼光是長遠的。憑藉計算所這塊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銀行貸款都以其為“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同時獲得中科院開發局的擔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將科學院擁有的外匯額度中的20萬美元，批給這家公司使用。計算所的若干項研究成果都被順利帶到公司，進一步開發利用，如KT8920大型計算機、“漢字系統”等。種種優惠，給公司帶來的業績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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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爺”時期的迷茫，第一桶金來自何方？（1）

然而，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柳傳志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企業家生涯是從“倒爺”開始的。

公司剛成立，一切都在摸索中，沒有人知道自己該去做些什麼，即使是當時公司的三個核心人物——王樹和、柳傳志、張祖祥也是如此。

柳傳志摸不清楚自己心裡到底想要幹什麼，更摸不清楚所處行業的行情。他跑過幾個地方，打聽人家需要什麼技術上的東西，當然，打的依然是計算所的旗號。然後又在計算所貼出了公司佈告，說如果有科研成果需要轉化，可以代辦。一切都無果而終。

“迷茫”——柳傳志用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處境。

公司員工要養家餬口，還要活動費用，那就隨便看看公司能賣什麼吧。柳傳志隱約知道，那時候整個國家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就這樣，在幾乎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公司的人成了社會主義建設大潮中的“倒爺”。他們倒賣過旱冰鞋、運動褲衩，也有好歹與電子技術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