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項鋌輝要等到新政府成立之後，也就是向下任國家元首請辭之後才會離開總參謀部，而軍隊的高層，也就是“少壯派”早就與王元慶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所以只要王元慶還住在元首府，軍隊就會無條件的聽從指揮。民眾的支援更不是問題，在佔共和國總人口大約七成的“改革派”中，就算不是所有人都會支援“憲法修正案”，也有絕大多數會站在王元慶這一邊；事實上，就連一些政治改革的反對者也能從中獲益，從而成為“憲法修正案”的支持者。最後就是全體代表大會的代表，如果不出所料，肯定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隨後在爭辯中透過新法案；用西方新聞媒體的話來說，共和國並沒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議會制度，在所謂的“議會”中沒有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也就沒有不同的政治主張，絕大部分“議員”都是名副其實的“甭派”，也就是常說的“騎牆派”。只要大的政治方向沒有動搖，表決往往只是走過場的儀式化工作。

正是如此，從一開始，共和國的民眾就被美好的未來衝昏了頭腦。

當然，誰也不能否認“憲法修正案”給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帶來的好處。

“土地所有制改革”方面，王元慶提出的方案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理想，不但針對既得利益群體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還對未來的利益分配問題做了規定，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戶籍制改革”一同提出來的。

僅此一點就足以讓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特別是中產階級成為改革的堅定擁護者。要知道，“戶籍制”已經存在了2000多年，進入21世紀後成了共和國社會矛盾的主要誘因。別的不說，世紀初的高房價問題就與戶籍制有著密可分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存在嚴重違憲的嫌疑，因為“戶籍制”與憲法中規定的公民享有的社會公共權利相牴觸。按照王元慶提出的改革方案，除了將現有的“使用權”按照一定比例轉變為“所有權”之外，從新憲法生效之日開始，共和國現有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中，除了公共用地、自然保護區、基礎設施用地之外，其餘土地將透過拍賣的方式私有化，變賣國有土地所得歸入“國家主權基金”，為全部公民共同享有；集體所有土地透過集體協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加以解決；從新憲法生效之日開始，戶籍制度全面作廢，在現有共和國居民身份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共和國全民檔案”，“居民身份”變為“公民身份”，任何共和國公民從出生之日開始就擁有獨一無二的身份號碼，並且憑此號碼享受公民權利與履行公民義務。因為涉及到“公民身份”的細節問題太多，所以在官方公佈的相關訊息中沒有全面提及，只是強調了“公民身份”是確保公民自由活動與自由居住權的基石。當然，從立法的角度看，要想建立起完善的“公民身份制度”，需要的就不是一次憲法修正案這麼簡單了。

實際上，對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來說，最看重的還是“憲法修正案”中的第二點。

簡單的說，第二點就是“直選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實現了縣市一級代表直選之後，透過直選產生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與最高領導人早就成為了全國公民討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王元慶不失時機的提出“直選”，擺明想借此爭取全國絕大多數公民的支援。

問題是，“直選”並不是說句話那麼簡單。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慶第二屆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應該儘快強化共和國的“兩級議會”，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礎。隨後就有代表提出了擴大協商大會許可權範圍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協商大會的政治地位。當時讓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兩級議會制”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情況下，王元慶竟然無動於衷，沒有把代表的意見放在眼裡，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因為隨後進行了幾項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關於“兩級議會制”的討論也在當年偃旗息鼓，再也沒有人提起。

直到這個時候，王元慶才提出了“直選”的解決方案。

按照他在“憲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關條款，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仍然是全體代表大會，只是將對全體代表大會的組成方式進行全面調整。以往的常務代表大會保留192個席位，其中30個席位歸中央，另外162個席位歸54個省級行政區，即每個省級行政區擁有3個進入常務代表大會的名額；全體代表大會的規模將大大縮減，代表人數減少到740人，其中270個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個席位仍然歸各個省級行政區。光看這些，會讓人覺得王元慶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