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漢奸，反而是解民倒懸，救民於水火。

李玉堂的辯解讓王文深心頭一惡，這些律師為了錢什麼都會做，他應該慶幸這裡是臺灣，如果是在大陸，那些替犯有叛國罪的被告辯護的律師，大都會收到死亡威脅。眼前的李玉堂有個日本名字叫什麼來著……加騰六郎，這個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既然李大律師，這位畢業東京帝**律系的高材生今天重提此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到一點，在被告迎接日軍進入臺北城的四天後，日軍順利進入臺北城。同年8月，古先榮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鎮壓抗日有功，以臺灣紳士的名義，跟民政局長水野遵到東京，受警界人士接見，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榮。次年，古先榮被任命為臺北保良局局長，同時取得日方所給的鹽和樟腦等專賣的經濟特權，奠定古家富裕的經濟基礎。獲此經濟特權的前因，在於其的賣國於先，以賣國之徑而獲經濟特權……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獲知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將繞道航行透過臺灣海峽；當時古先榮即奮勇挺身率領戎克船，參加鵝鑾鼻和菲律賓間、臺灣和福建之間海峽偵察隊的活動……古先榮在臺中公會堂演講“時事談”，提到“臺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二十年前，哪有這公會堂，哪有此整然的臺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所以凡事不可錯辨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頓如此江山，比較支那，共和至今九年還不息兵亂；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其次，就是我對警察官的意見。警官之中，難免有無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無視他們；他們是有資格，不可與他爭辯了。”在這裡我想反問一句，可為日本帝國之勝利的奮勇當先行偵察、並在過去的二十八之中一直堅定不移的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一邊，支援日本佔領者壓制臺灣人民之徒，可被視為被迫與佔領者合作的國民嗎？其如果心存的一絲華人之意，又談何先前鼓吹殖民統治之言，在這裡我想重複那首在臺北艋舺的酒場間傳唱的小調“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古行頭前，歡頭喜面到臺北，不管阮娘舊親情。”……”

“反對！”

王文深的話未說完，李玉堂就猛的站起身來大聲叫喊道。

……

整整一上午，法庭上的辯論一直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檢辯雙方是針尖對麥芒式的辯論，到臨近下午2點時，隨著雙方做出結案陳詞，主審法官落下的木錘。

“辯論終結，定於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再次審理，被告古先榮還押……”

自戰爭爆發之後，位於西北市市中心的中國國務院一直都是世界各國關注的重點，而作為國務院的主人，司馬的一言一行也被的各界關注著，對於國人而言，人們關注著這裡的原因是因為空前膨脹的自信心，中國作為亞洲僅有的三個獨立國中的一員，同時也是亞洲唯一的共和國，共和之後，尤其共和九年之後，中國的精神道路，是圍繞著國家主義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運動，即使對平民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解，也總是離開它們的現實基礎——市民生活和個人自由，而從國家主義的立場出發作全新的解釋。

可以毫不猶豫的說，在這一時期，國家主義是共和時期的中國朝野精英們的共同精神，也是他們事業的內在驅力。自鴉片戰爭後，國門的洞開，在經歷幾十年的沉淪、醒悟之後，這種對國家發展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熱情和關心，無疑是一種在近代危局下所激發出來的國家主義情結，這種情結導致他們往往會先天下之憂而憂，把國家建設問題看作自己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國家精英都參與了國家建設的大討論。

而共和六年之後，信奉奉公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西北在經濟上、軍事上獲得的成功，進一步刺激了國民，一時間國家主義成為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既塑造著新國家形象，同時也在重新塑造著自己(國民)，這種個人和國家的一體化傾向最終在全社會形成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氛圍。

共和時期的奉公精神，以堅忍不拔的意志、甘願為實現目標而奉獻的理想主義、克己奉公的英雄主義等形態，被國民精英階層接受了下來，賦予他們畢生事業追求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鬥志。同時以開放的態度引進西方的新制度和新事物，傳統儒學儘管作為國家文化傳統被繼承，但是卻得到新的全釋，“高、遠、空”的虛學特質被摒棄，一種融匯了儒學倫理道德與西方實學為一體的新文化正自然而然的在中國誕生。

而帶來的這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