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過程中，農民頭上沒有了“緊箍咒”，不滿情緒便無拘無束地噴發出來。不少地方的農村幹部公開拒絕接收下鄉知青。有的明確表示：“現在貫徹湘鄉經驗，減輕農民負擔。而知識青年來了，使我們耕地減少了，獎售糧少賣了，收入降低了，負擔加重了，我們再不能接青年了。”黑龍江知青辦：《情況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許多地方的社隊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儘快卸掉包袱。社隊幹部說：過去當政治任務不接不行，現在得算算經濟賬了國務院知青辦：《情況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特別是農村經濟政策和管理制度發生變化後，各地實行包工到組、五定一獎，農民在劃分作業組時都不願意要知青。於是當知青爭先恐後湧回城市時，在農村又普遍出現了用各種手段“攆”、“擠”知青的現象。

1978年秋，遼寧省農村一些社隊開始以種種“理由”不給下鄉知青分配農活，用放長假辦法將他們攆回城，此舉使30多萬名插隊知青（佔當時全省在鄉知青的1／3）倒流城市，並有繼續發展勢頭。10月27日，遼寧省委向各級黨委發出《關於立即勸阻下鄉知青“放假”回城》的電話通知。通知指出，大批青年回城，既影響今冬明春農田基本建設，影響今年城鎮青年下鄉工作，也增加了家長負擔，增加了不安定因素。要求各級黨委立即採取積極措施加以勸阻，並把已回城的青年動員回農村《遼寧勞動大事記》（1840—1989），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