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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勸阻他們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動員他們在家鄉從事農業生產。如今我們很難斷定這一做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抑或只是權宜之計，但實行日久，便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凡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一旦未能升學，就應該回鄉去當農民，參加農業生產。

當然，事情從來不是絕對的，當經濟發展再次出現高潮的時候，城市又會為他們提供大量就業的機會，於是大量已經回鄉務農的中小學畢業生會再次離開農村，1956年、1958年的情況就是這樣。此外，當幹部、參軍、女青年嫁人，也會使部分青年離開家鄉。但總的原則是確定了，而且在此後幾十年沒有改變。

這裡，“回鄉”二字，是問題的關鍵。家在農村又未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鄉而別無其他選擇。畢竟他們只是農民中的一部分，國家對待他們的基本原則與對待農民沒有什麼兩樣，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國家不也是動員他們回鄉嗎？

動員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2）

然而，讀過書的農民與大字不識的農民，又無論如何不能一概而論。中國農民送子弟讀書，一向有明確的目的，就是為了謀取更好的出路，說到底，是為了脫離胼手胝足的田間勞動和貧困落後的農村，做“人上人”，這是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歷來的傳統。解放初期工業、教育各方面的迅速發展，尤其使農村青年對自己讀書之後的前途抱有過高的期望。

不過，也不能把青年希望脫離農村，一概歸結為落後的傳統觀念。人的才能不同，對職業的愛好不同，對自己的期望也不同，為什麼除了回家鄉務農以外不能有別的選擇呢？受過教育的青年，誰又甘願終生只看見頭頂的一方天？後來團中央組織的青年志願墾荒隊，之所以每在農村組隊，總會有超出預期人數成十倍的人報名，拋開其他原因不談，很多農村知識青年，正是要為自己爭取一個選擇的機會。

歷史上就已存在的城鄉間的不平等，由此而在農村中的這些小知識分子身上突出地體現出來。本來城市與農村青年受教育的機會就不平等，此時又由於在畢業之後不能升學而更明顯，城市青年尚有等待和選擇的機會，而農村青年卻因只能被動員回鄉這一做法而人為地加劇了。

然而，上面說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個人有個人的理，國家也有國家的理，國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從理論上說，這是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改造農村面貌的根本途徑。農村永遠需要有文化的新農民，而且多多益善。從實際情況來看，20世紀50年代初期，由於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這種需要的確顯得十分迫切。

1951年年底開始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到1953年已經有很大進展。據當時公佈的資料，當年全國已經有43％的農戶被組織進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內。這樣一種組織機構與個體農戶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這是處於文盲、半文盲狀態的農民勝任不了的。因此國家向青年發出呼籲：“今後建設農村需要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生產隊長、會計和技術人員，需要千千萬萬的拖拉機手和聯合收割機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是新的事業，首先參加這個鬥爭的始終是青年”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積極參加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是農村青年的光榮任務》，《中國青年》，1954年第6期。。國家希望知識青年回鄉能至少起到三種作用：“首先是進行文化上的傳播；其次，在互助合作運動中，所需要的成千成萬的具有各種文化水平的初級辦事人員，也將陸續得到解決；再次，農業技術水平也會隨著他們的宣傳、介紹而提高”李之欽：《談高小、初中畢業生從事農業勞動問題》，《中國青年》，1955年第16期。。

1955年12月，毛澤東在看到介紹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的材料《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時，針對該鄉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後所發揮的作用，寫了一段熱情洋溢的批示：“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段話後來成為每個知識青年都背得爛熟的口號。但其中的第一句，卻很少被人引用，當然更少為人所注意。其實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