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衝鋒陷陣、叱吒風雲的紅衛兵一樣，在第一批投身於上山下鄉運動的弄潮兒中，用“階級鬥爭”的有色眼鏡看待周圍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內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動地向毛主席發下誓言：“要繼續發揚革命造反精神，徹底肅清草原上最大走資派烏蘭夫的流毒，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於是，狂熱的青年學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熱的階級鬥爭”。在短短几個月裡，就經歷了複查階級、重新劃分階級、整頓貧協等幾項大的政治活動，並把“暗藏的階級敵人一個又一個地揪了出來”《紅衛兵報》，1968年5月29日。。甚至像紅衛兵搞過的“破四舊”、抄家之類的極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草原《紅衛兵報》，1968年11月20日。。

“老三屆”的足跡（5）

無論是狂熱不羈的紅衛兵領袖，還是上山下鄉一呼百應的帶頭人，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一些共同的氣質。一般說來，他們大多是學生中的佼佼者。學習成績好、政治素質較高，有的是班、年級、學校的學生幹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較強的組織能力。而他們的優點與缺點並陳，又往往與“###”前的教育息息相關。至於說到最先捲入上山下鄉運動的普通學生們，情況卻相當複雜：他們來自不同的學校；年齡相差懸殊，從16歲直到20歲出頭；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初的經歷，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於上山下鄉的共同願望，才使這些素昧平生，本來應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學生走到了一起。

不過，在共同願望的背後，每個人的考慮卻各式各樣：有的“造反派”學生是為了在一場新的革命運動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紅衛兵自以為前段時間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真誠地希望在三大革命運動（即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中“棄舊圖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初受過沖擊或羞辱，他們希望透過下鄉，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隊伍的資格。諸如此類的考慮，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另外，長年“逍遙”在家，感到無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學、就業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學生主動報名下鄉的動機。在當時社會氛圍高度政治化的條件下，這樣的動機當然不會公開展露出來，而是用各種炫目的革命口號包裝得嚴嚴實實。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往往越是“###”前的重點學校，學生中報名下鄉就越踴躍。

原因之一，重點校學生總體素質高，而且生源以幹部子弟和知識分子子弟居多。這些子弟，學習成績多屬上乘。幹部子弟的特點在於，有早熟的參政意識、敢想敢為的勇氣和較強的活動能力。由於學校、社會給予他們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們形成了強烈的接班人意識和政治上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要成為合格的“接班人”，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併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準備。至於知識分子子弟，由於60年代初在學校中大力貫徹“階級路線”的結果，他們身上的孤傲習氣早已澌滅殆盡。“###”前，他們的出路主要在於升學，加之家庭環境的濡染，大多勤奮好學。儘管在政治上時有壓抑之感，但在學校政治教育的灌輸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熱情。他們較多書生氣，考慮問題遠不如深知柴米油鹽之艱辛的工農子弟實際，所以面臨上山下鄉的選擇，往往不瞻前顧後。

原因之二，重點校報名下鄉的學生較多，是這類學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結出的一個碩果。以北師大一附中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認定，學校裡走“白專道路”的學生多，必須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隨即在學生中廣泛開展多種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動，反覆宣揚侯雋、邢燕子等人事蹟，積極提倡“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大力培養“又紅又專”的樣板。“功夫不負苦心人”，當上山下鄉運動呼之欲出之際，該校的“舊黨總支的紅人”、班級學生幹部、學生中的“紅專”典型、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的榜樣等等，多數加入到上山下鄉自願者的行列，足見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師大一附中的情況，在當時的重點學校中應是有代表性的。

紅衛兵們對上山下鄉表現出的狂熱和執著與“###”前的老知青們形成截然不同的對照。60年代初學校中宣傳的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在升學和下鄉兩種準備中，升學是第一位的，下鄉是第二位的。國家明確規定，上山下鄉的基本物件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無法就業的青年。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學就業競爭失敗者的身份走向農村，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