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夫·施特萊斯曼在1929年10月3　日去世。他在過去6　年中間，為了要使戰敗的德國回到世界大國的行列，為了指導德國人民走向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在外交部長的任上，由於費盡心力，終於積勞致死。他的成就不可勝計：他使德國參加了國際聯盟，他談判了道威斯計劃和揚格計劃，把賠款減到了德國能夠從容償付的水平，而且在1925年，他曾經是洛迦諾公約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這個公約為西歐帶來了它的飽受刀兵之災和內爭之苦的人民一個世代以來第一次嚐到的太平寧靜的局面。

在施特萊斯曼去世後3　星期，10月24日那一天，華爾街股票市場突然崩潰了。德國國內馬上受到了影響——而且是災難深重的影響。德國繁榮的基礎一直是主要從美國那裡借來的外債和對外貿易。一旦新債斷絕，舊債到期，德國金融結構就無法承受這種負擔。一旦在總蕭條後世界貿易一蹶不振，德國就無法出口足夠數量的東西來購買所需要的原料和糧食等必需的進口貨。而沒有出口，德國的工業就無法開工，它的產量從1929年到1932年幾乎跌了一半。成百萬的人失了業。成千上萬的小企業破了產。1931年5　月奧地利最大的一家銀行信貸銀行宣告破產，接著在7　月13日破產的有德國一家大銀行達姆施達特國家銀行，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銀行暫時停業。甚至胡佛總統提出的在7　月6　日生效的暫停償付一切戰時債務（包括德國賠款）

的創議也不能抑止這個浪潮。整個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種其領導人所不能理解的、認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擊。在這麼富裕繁榮的中途，怎麼可能突然發生這種貧困和痛苦現象呢？

希特勒曾經預料到這場災難，但是他同任何其他政治家一樣，無法瞭解這場災難是什麼事情引起來的。也許他比別人更不瞭解，因為他對經濟學既沒有知識又沒有興趣。可是他對於經濟恐慌給他送上門來的大好機會卻不是沒有興趣或沒有知識的。德國人民的苦難——不到10年以前馬克貶值的慘痛經歷留在他們生活上的創傷猶在——並沒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個時期的最黯淡的日子裡，當工廠停工，當失業登記人數超過600　萬大關，當全國各大城市排隊等候配給麵包的人長達好幾條街的時候，他居然能夠在納粹黨報紙上這樣寫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像這些日子這麼舒坦，內心感到這麼滿意過。因為殘酷的現實開啟了千百萬德國人的眼睛，使他們看清楚欺騙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史無前例的欺騙、撒謊和背叛行為。”他的同胞的苦難，不是他要浪＇137＇　費時間來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變成支援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這就是他在1930年夏末著手要做的事。

德國最後一任社會民主黨總理。支援魏瑪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聯合組成的最後一屆政府的首腦赫爾曼·繆勒，由於各黨派在失業保險基金問題上發生的爭吵，於1930年3　月辭職。繼任的是天主教中央黨議會領袖海因裡希·勃魯寧。勃魯寧在戰時是一個機槍連的一名上尉，曾獲得鐵十字獎章，他在國會中表示的頭腦冷靜，保守穩健的觀點頗得陸軍，特別是一位名叫庫特·馮·施萊徹爾的將軍的好感。後者在當時還不大為外界所知，是一個愛好虛榮、精明能幹、野心勃勃的“辦公桌軍官”，軍界人士早已承認他是一個頗有才華但是寡廉鮮恥的陰謀家。他向馮·興登堡總統提出了勃魯寧的名字，因此新總理是個陸軍提出的人選，雖然他本人可能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勃魯寧為人正直，大公無私，謹慎謙虛，忠誠廉潔，性格上稍許有點嚴峻；他希望在德國能夠恢復穩定的議會制政府，把國家從越來越蕭條的經濟恐慌和政治混亂中拯救出來。他在這樣努力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卻為德國民主政治掘了墳墓，從而無意中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臺鋪平了道路，這是這個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者的悲劇。

勃魯寧無法爭取到國會中多數議員批准他的財政計劃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請求興登堡援引憲法第四十八條，根據這一條規定的緊急權力由總統下令批准他的財政法案。議會的反應是透過了一項要求撤銷總統命令的決議。

於是正當經濟危機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時候，議會制政府卻垮臺了。為了找出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勃魯寧在1930年7　月要求總統解散國會，在9　月14日舉行新的選舉。勃魯寧怎麼會指望在新的選舉後可以在國會中得到穩定的多數，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卻認識到，他自己的機會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現了。

苦難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