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出任《明史》的總裁，卻用他卑鄙的一擊將陳名夏送上了不歸路。1665年，當寧大學士死後，康熙臘肉為了表揚這個“殺手”的效忠，賜他諡號“文毅”。雍正年間，更是錄用了他的曾孫，還賜給住房、銀兩。

這種告發，在大清的官吏們看來是投資小見效快的產業，一個雙手沾滿言論罪血跡的人，不僅自己死得具備哀榮，而且澤被子孫，當真是一本萬利的買賣。有此典範，大清國的朝廷和知識分子能不日趨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鐵幕已經基本將中土合圍上了，尚有少數朝廷官員看不清言路已經封閉的趨勢，躍躍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對帝國的政治指手畫腳一番，沒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個流放荒涼，客死異鄉的命運。

這一年有兩位朝中要員撞到了專制皇權的槍口上。一位名叫季開生，字天中，江南泰興人，順治六年進士，在帝國的兵部出任給事中。

1655年，乾清宮建成，朝廷撥款派內監往江南採購陳設器皿，民間傳言是去揚州買女子，季開生上疏極諫。順治發話了：“太祖、太宗制度，宮中從無漢女。我奉皇太后慈訓，豈敢妄行，即太平後尚且不為，何況今日？我雖不德，每思效法賢聖主，朝夕焦勞。若買女子入宮，成何如主耶？”因此責備季開生肆意誣衊，沽名釣譽，下獄到刑部判處杖刑，經贖買免杖刑，流放尚陽堡，不久死在流放地。1660年，天旱，在老季死去多年後，皇帝下詔罪己，假惺惺地下指示道：“季開生建言，原是為我考慮，準其復官歸葬，蔭庇他一個兒子入監讀書。”人死了，還能恢復官職，還能恢復名譽，還要玩平反的把戲，清帝國的戲演得真堂皇啊！

也是在1655年，曾經出任大清順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屬兵部督捕，部議改歸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設兵部督捕侍郎專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縱成習，聽其他往，日久不還，都告發為逃人。逃人再怎麼樣，懲罰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窩藏逃人的卻要被處死，沒收人口、財產給本主。這與叛逆罪沒兩樣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論批發給朝中眾要員討論，把對窩藏者的處罰改為流放，免除沒收財產和人口為奴的處罰。老魏又建言：窩逃的人如果死在監獄中，他的妻子兒女應免流徙，如果遇熱審（熱審也是明朝的一種審判制度，是在暑熱季節到來之前，對在押的沒有審判定罪的囚犯進行清理發落的制度。這種審判制度開始於明成祖永樂二年，即1404年。具體時間是每年小滿之後的十多天開始，到農曆6月底為止。這種會審制度分中央、地方几個級別分別進行。清朝時將熱審制度也繼承下來，繼續在實踐中執行），也應減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殘酷的形勢，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國沒有奴隸，吃什麼？喝什麼？帝國專制不恐怖，權柄誰能緊握？

順治指責魏琯出賣君王的恩典，讓王公大臣討論魏琯要求放鬆刑罰的問題，討論結果是：魏琯應當判處絞刑。幾經周折，順治把老魏撤職，結果，魏琯流徙遼陽，死在流放地。

對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員李裀，大清統治者也沒有放過。

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後，八旗軍隊把俘獲的百姓當做奴僕，對待他們兇殘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當時還有漢族地主帶著奴僕一起投靠旗人的，這被稱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併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順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評議：匿逃人者給其主為奴，兩鄰流徙；捕得在途復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過嚴，命再議，仍如王大臣原議上。順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極論其弊曰：“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必別為之名曰‘東人’，又曰‘舊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這種悲慘的狀況：“法愈峻，逃愈多。從逮捕到審問，道路驛騷，雞犬不寧。其中很多是冤獄陷害，以及順藤摸瓜式的牽連，以至於市場上鐐銬都賣完了。饑民流離，婦女躅躑於郊原，老幼僵斃於溝壑。”由於李裀描寫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實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悽慘場景，觸到了大清朝廷的痛處，於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陽堡，一年後鬱郁而死。

順治皇帝

1660年，大清朝廷的言論罪再次吞噬了兩個高官：劉正宗、張縉彥，這兩個人都是從明朝投降過來的官員，後者還出任過明朝的兵部尚書。有人告發張縉彥為劉正宗的詩集所作的序文中有“將明之才”一詞，詞意詭異，不能明白，同時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