笱�難г涸撼ぜ嬤形南抵魅危�喲酥鋁τ諡洩�糯�難а芯俊�1930年轉任青島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校南遷，同學生一起從長沙步行到昆明，此後在西南聯大任教八年，廣泛研究了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研究的學術貢獻尤大，有《神話與詩》、《唐詩雜論》、《古典新義》等專著。1942年出版《楚辭校補》，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讚譽。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出任民盟中央執委、雲南總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週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鬥士。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樸先生大會上，憤怒斥責國民黨暗殺李公樸的罪行，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當天下午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延安之行（1）

此次延安之行給梁漱溟的第一個印象是邊區自然環境的惡劣。梁漱溟坐軍用卡車往延安，一路上軍用公路的寬度、坡度和轉彎角度均不合公路規則，他回憶說：“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橋樑涵洞，車行危險而且費事……舉目所見，荒涼悽慘。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窮苦，一望而知，可不待問。而愈問愈驚，多有出人意表者。”

延安棗園毛澤東故居

到達延安後之所見所聞讓梁漱溟對延安產生了好感和敬意。儘管延安的自然環境惡劣，但延安共產黨人卻精神振奮，朝氣蓬勃。在延安，梁漱溟先後參觀了學校、機關、政府等，感受到“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的”，生活在延安的人們，每天“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彷彿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至為感召流通”。這種景象使熱心於鄉村建設的梁漱溟感慨不已，這種生活場景正是梁漱溟鄉村建設奮鬥的理想，他由衷地評論道：“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

梁漱溟延安之行的目的當然不是簡單地參觀邊區人民的生活，他要由對延安邊區的考察而形成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發生轉變的判斷。透過與共產黨人的接觸以及他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梁漱溟認為“中共在轉變中。他們的轉變不是假的，不是一時策略手段如此。他們不願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中國共產黨真心實意地要求與國民黨和全國各黨各派合作，並非策略和手段，“不是飾詞”，並且梁漱溟認為，中共現在的綱領“與我們的鄉村建設十分接近”。但他同時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變成真正的鄉村建設者，“其轉變雖不假，卻亦不深。因為他們的頭腦思想沒有變。他們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換句話說，根本上沒有變。似乎只是環境事實要他變，他自己情緒亦在變，而根本認識上所變甚少”。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梁漱溟純粹以一個知識分子、學者的眼光來觀察政治，而顯示出的是他對實際政黨政治的無知和一廂情願的理解。而正是這種無知卻又顯示出梁漱溟以一介書生於抗戰期間投身政治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道德感和參與意識。

梁漱溟訪問延安期間與中共領導人之間的談話更是體現出了梁漱溟個人性格中的直率和儒家學者的“迂闊”，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令人窘迫的提問和單刀直入的說話方式以及他嚴肅的表情是如何使談話屢次陷入尷尬和難堪。在梁漱溟與中共領導人的一次會談中，他問總書記張聞天：“造成1927年國共分裂的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國民黨目前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致使共產黨願意在第二次統一戰線中與他們再次合作。共產黨的目標不是要奪取全國政權嗎？”張聞天回答說：“共產黨的目標是要奪取全國政權，但不是在現階段。”梁潄溟繼續追問：“革命黨必當首先自操政權施行其有方針有計劃的建設才行，那麼，今後中國共產黨是否要奪取政權呢？假如你說我們不一定自操政權，那麼我想知道，如何實現你們的共產革命。”而對這一追問，據梁漱溟回憶說，張聞天“倉促之間未能給我好的答覆”。在這裡我們看到，梁漱溟對中共持一種近乎嚴厲和苛刻的態度，在迂闊之外，梁漱溟還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而他的這種迂闊和直率是出於“帝王師”的高度自信還是純粹的不諳世事，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迂闊和直率卻直接影響了他以後的命運。

延安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延安之行給梁漱溟印象最深的是他與毛澤東的會談。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印象甚好，他認為毛澤東“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