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都有毛病，她的丈夫也不時上醫院，需要她照顧。可她均克服這些困難堅持寫作，聲稱“我要寫到生命快完了的最後一天”。她還把小朋友的來信儲存起來，然後加上自己的回信，編成《小讀者與我》在香港出版。

1978年夏，謝冰瑩居然一個人拄著柺杖從美國回到臺灣。她是為作品出版問題回來的，順便也見見日夜思念的朋友。在歡迎會上，只見她仍像過去那樣精神昂揚，說話聲爽朗有力。這一切均證明：謝冰瑩永遠以女兵的精神在教育界和文藝界工作，老而彌堅。

當然，她也有不順心的時候。尤其是晚年，在異國他鄉的美國，因親人離去，故舊日稀，再加上住房條件太差，她只好在青燈古佛前寂寞地過著風燭殘年的歲月。大概是出於住公寓的緣故吧，1978年8月臺北出版的《聯合報》，刊出一篇不實的報道，說謝冰瑩遭兒女棄養，住在養老院。可事實是，各有工作的子女，雖然不能晨昏至省，可事親至孝，並未“棄養”她。在美國儘管她生活得不很開心，但子孫的親情，讀者的關注，親友的問候，還有唐人街湖南餐館的辣子雞丁、麻婆豆腐，再加上每月可收到臺灣二十多本雜誌，每晚可看到兩到三個鐘頭的臺灣三臺的電視，均給了她很大的慰藉。

1990年11月17日，謝冰瑩又一次回臺灣，文友們為她在臺北復興南路文苑三樓舉行盛大的歡迎會，出席者有二百人，其中有一些是文化界的頭面人物，可見盛況空前。此時八十五歲高齡的謝冰瑩，完全沒有老態龍鍾的樣子：腰桿挺直，精神抖擻，每見到一位老友均掩不住欣喜，與他們一一握手敘舊。當眾多記者的照相機的閃光燈對準她時，她也處之泰然，沒出現不適的表情。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為表彰她的業績，特頒贈實踐獎章一枚。後來，她還到臺南會見比她年長的另一位文壇常青樹蘇雪林。當晚，“文工會”為她預訂了旅社，可她堅持要與蘇雪林抵足夜話，充分表現了她們之間的姐妹情深。蘇雪林希望她回美國後趕快辦手續回臺定居，她表示同意，後因故未能如願。畢竟她年紀太大了，經不起這種搬遷的折騰。不過，謝冰瑩雖身居海外，卻一直關心著祖國的統一，表示不贊同*鼓吹的“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論調和“一國兩府”的主張。正是出於對祖國、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她曾出任美國國際孔子基金會顧問，還當選為舊金山華文作家協會名譽會長。

謝冰瑩身居異國多年，卻一直無法割斷對祖國、對故鄉的懷念之情。有道是“三湘才子最多情”，謝冰瑩所寫的作品無不流露著炎黃子孫的赤子之心，流露出一片情深的故鄉之戀、祖國之戀。她有一篇散文叫《還鄉夢》，結尾處寫道：

這究竟是夢還是現實呢？也許是一個真實的夢，不管它是夢還是現實，我都願意回去，永遠投在故鄉的懷抱，嗅著泥土的芬芳。

可愛的故鄉呀，我永遠記著你四季如畫的風光！

在90年代下半葉，謝冰瑩感到自己來日無多，尤其是丈夫去世後，精神幾近崩潰，一度心灰意冷，想到自己又會像王平陵那樣“窮，病，死”，因而想自殺，卻又下不了決心。萬般無奈，她只有靠誦讀佛經解除痛苦。她晚年還得了“健忘症”，很熟的人見了面叫不出姓名。朋友的來信她常常忘記了啟封；至於自己寫的回信，哪怕是貼了郵票，也鎖在屜子里長期不發。但對葉落歸根這件大事她始終忘不了：

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國，就要火葬，然後把骨灰灑在金門大橋下，讓太平洋的海水把我漂回去。

謝冰瑩於2000年1月5日在舊金山仙逝。過了一個禮拜後，友人們為她舉行佛教儀式的公祭，使她的返鄉夢終於得到實現。

參考文獻

閻純德、李瑞騰編：《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柴扉：《謝冰瑩先生的著作與生平》，載《文訊》，總第18期，臺北，1985年6月。

柴扉：《女兵不死，精神常在》，載《文訊》，總第173期，2000年3月。

林海音（1）

作為“自由派”的作家

外省作家？臺灣作家？

在彼岸，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作家被稱為“臺灣作家”。1949年前後來臺的一些文人，在五六十年代寫的作品充滿著“戰鬥意識”，則被稱為“外省作家”。

林海音生於日本而在大陸成長，但她寫的作品只是北平童年生活悲歡的回憶，其內容不是歷史文化就是人情風俗，並沒有什麼“戰鬥意識”。再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