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裳被殺後返回大陸，因而有人認為臺靜農“是為了貢獻教育於剛脫離日本殖民的偏遠之地”。也有人得知臺靜農在大陸坐過三次牢後，便認為臺靜農是為了避大陸的政治*而舉家遷臺。臺靜農聽到這些傳聞後，一笑置之說：“實在是因為家眷太多，北方天氣冷，光是一人一件過冬的棉衣就開銷不起。臺灣天氣暖和，這一項花費就省了。”2

據蔣勳回憶，臺靜農當上臺大中文系主任後，家門口總有一輛軍用吉普車停著，不少人以為是情治單位派來監視他的。臺靜農對此解釋說，“那是因為我對門住的是彭明敏”。3　而彭是*人士，當時傳播*思想是犯法的。

臺靜農的回答使人感到這位爽朗的學者有時也城府極深，以至使蔣勳忽然覺得聽他的回答好似在讀《世說新語》。南朝沮鬱的年代，人與人的率性率情似乎也只是這樣短簡有一句沒一句的機鋒，各人有各人的了悟吧。

歷史上的真相往往埋在迷霧中。臺靜農由大陸到臺灣的經歷，以及他對許壽裳被殺所持的態度，還有他為何不像李霽野那樣離開寶島，均是有待勘探的礦藏。在寶島生活的日子裡，除了談近代人物外，臺靜農從不願“遙想當年”。當年使未名社三成員喪生的“新式炸彈案”以及他接二連三所受的牢獄之災，還有魯迅對他的厚愛，他好似“忘得一乾二淨”，從不向人提及。連他早年從事創作一事，中文系學生也全然無知。蔣勳是在1972年赴歐洲讀書時，才在《魯迅全集》中，在魯迅的雜文、札記、書信中陸續讀到“臺靜農”這三個字的。當蔣勳重讀到臺靜農的小說，看到他早年那麼銳利的文學創作卻在盛年突然中斷，一個狂熱追求文學理想，數度因為文學刊物而出入牢獄的青年，他的創作戛然而止，這究竟埋藏著怎樣沉痛的資訊呢？對此，李敖在《我最難忘的一位教授——臺靜農的人格與學格》中所下的結論是：“臺靜農的牢獄之災，使他嚇破了膽，從此‘不幹了’，以詩酒毛筆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罷了，但他卻逃得很無聊很無恥，他1984年與梁實秋同上臺受國民黨頒‘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1985年又與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臺受國民黨頒‘行政院文化獎’……老而貪鄙，無聊一至於斯。至於用毛筆字‘恭錄總統蔣公’言論，更是無恥之極了。”4這種評價顯然過於苛刻。李敖希望臺靜農像自己那樣，向國民黨作毫不留情面的攻擊，或在寶島不顧當局禁令，繼續大張旗鼓宣傳魯迅，那臺靜農還能在臺灣大學站穩講臺麼？委曲求全誠然不是戰士的風格，但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為戰士。不做戰士，做一個歇腳者，借臺灣這個歇腳的地方培養一些文學人才，總可以的吧。30年代開始經歷*，九年後來臺歇腳的臺靜農，所選擇的正是後一條路。　txt小說上傳分享

臺靜農（3）

臺大中文系的第一號功臣

臺靜農的書房，談不上豪華寬敞，總共只有六席大，正可“歇腳”休憩。他在回答黃秋芳的採訪時說：“因為抗戰以來，到處為家，暫時居處，便有歇腳之感。”5　臺靜農這樣解釋“歇腳庵”命名的由來。

這個庭院屬日式木造老屋。那些學生途經臺北市溫州街龍坡裡九鄰這一幢臺大宿舍時，都要到他這裡歇腳。人們只要一坐到木格窗旁書桌前的老位子，眼觀從書架排到地板上的書籍，再品著清香的名茶，無論是國事家事、大事小事，都可在這裡放言高論。他的中文系辦公室大門永遠敞開著，學生進去從不要預約。對學生交來的作業，臺靜農總是細心批閱。他授業解惑廢除填鴨式而注重啟發式。他在教大二學生的《中國文學史》、大三學生的《楚辭》時，先要求學生看大陸作家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可他講授時並不按他們的觀點講，而按自己編的講義教。他授課時要言不煩，有如老吏斷獄。他很少做逐字逐句的分析，而著重文學風格和作者的人品，以及源流脈絡的掌握。正因為他循循善誘，待人和藹，醇篤狷介，平易豁達，故臺大中文系自臺靜農掌舵後，便有一個任你翱翔的自由開放的寬廣天地。正如張淑香所說：“人人都說他無為而治，但無為而無不為；當時那一片清暢自在的生機，實在就是來自老師本身磅礴開闊的氣象，醇雅豁朗的風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種無言自化的啟迪。這樣的老師，如清風明月，滌人耳目，洗人性靈，自然引人瞻矚高遠，寄心遙深，而不以眼前利害得失為務。”6　在一個最容易產生文人相輕的地方，中文系師生在臺靜農的帶領下未鬧過大的矛盾。學術上雖有不同看法，但沒有演變到黨同伐異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