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孫犁送了他一些路費和兩本書：《紀氏五種》（內有關於新疆的筆記）和《聊齋志異》。他沒有收《聊齋志異》，讓孫犁自己留著看。“文革”後，李得到平反，當了中紀委的常委。孫犁感到很光榮，對人說：“官兒，之璉做得夠大了，這在過去，就是左都御史！”

孫犁曾引古人的話說：一生一死，乃見交情。他和李之璉，也是經過了滄桑世變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對這位從少年時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孫犁也沒有放棄他的某種“脾氣”。他回憶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來感動，也慚愧的，是他對我的體諒。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車就來看我，天已經黑了。他是想住在我這裡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試探著問：

“你就一個人睡在這裡吧？”

我說是。卻沒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裡去了。

如果是別人，遇見這樣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絕交了，他並不見怪。①李之璉也喜歡文學，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後，想寫作，孫犁馬上回信鼓勵。他寫了關於丁玲的回憶，孫犁讀後，認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敘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勸他不要急於發表。無他，主要是文藝界情形仍很複雜，不如過些時候再說。孫犁為這位老同學考慮得很周到：如發表，以什麼刊物為宜，怎樣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們等著吧。

理解和誤會

所謂“閛知人”，也是相對的為一個作家，他非敏感，很會觀察人，透過內心抓個性和特點。如說曾秀蒼（長篇小說《太陽從東方升起》、《山鳴谷應》的作者）：“他這個人，不好交際，更不會出風頭。你和他說話，他從來不會和你辯論。你和他走路，他總是落在後面。”“別人看來，他是一個不入時的，微弱渺小的，封閉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會證明，在編輯出版部門，他能做的，他已經做過的工作，其精確程度，其出色部分，後繼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夠達到。”①他說阿鳳是：為人謹慎，與世無爭；他的作品與此相符：不著先鞭，不觸時忌。甚至對於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國維……他也能夠透過他們的文章或日記，細緻地說出他們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動。對於一些現代作家，他也說得非常在理，如說郁達夫：“遇人不淑，離散海外……文人不能見機，取禍於無形。天才不可恃，人譽不可信。千古一轍，而鬱氏特顯。”“單從愛情而言，鬱氏可謂善於追逐，而不善於掌握；善於婚姻前之籌劃，而不善於婚姻後之維持矣。此蓋浪漫主義氣質所致也。”①反面的例子，是對於周作人。他很討厭周作人。他說：“周作人的散文，號稱閒適，其實是不盡然的。……很難想象，一個能寫閒適文章的人，在實行動上，又能一心情願地去和入侵的敵人合作，甚至與敵人的特務們周旋。他的閒適超脫，是虛偽的。”②作家所務，在於知人論世，從這方面說，他是不會“閛於知人”的。

方紀晚年身體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蒼來到多倫道大院，把一包東西交給孫犁，說：“方紀同志委託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樣送給你，請你給他寫篇序。”

方紀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現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時代精明強幹、熱情奔放的方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66年以後，他們一直沒有見面，只是在最近兩次集會上，孫犁才見到他。他看到方紀走路、簽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並趕上前去攙扶了他。其實，方紀比他還年輕六歲。

他們過去在冀中共事期間，常常有爭吵，甚至吵得面紅耳赤，出言不遜，拍案而起。但是，吵歸吵，總是不傷道義，不傷感情。所以，吵過後，還是朋友。孫犁的妻子當時就對他們說：“你們就像兄弟一樣。”

現在，眼前的兄弟卻變成了這般模樣。而他對自己的文字事業，又是這樣眷念、熱心，對從前的朋友，還是像從前一樣充滿信任。這一切“訊號”，迅速地在孫犁的頭腦裡建立起聯絡，他覺得太理解這位已經變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於是，連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態，改變一向疏懶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蒼說：“請你回去告訴方紀同志，我很願意做這件工作，並且很快就可以寫出來，請他放心。”

序，很快寫出來了。這在他，確乎是一種不常見的勇於自任的慷慨態度。而這種態度，就來自他的理解朋友，諳達人情。

1978年以來，他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們，寫了不少的序。他向來看重感情，特別是早年戰友，總是有求必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