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的情報毫不知情，根本沒有條件作案。

接著，辯護律師也列舉大量根據，來證明德雷福斯無罪。法官看到沒有什麼結果，便宣佈休庭。來日再審。

陸軍部長派去的觀察員皮卡爾上校是個正直的軍官，他如實的向部長作出彙報，同時也指出，此案很難成立。

亨利少校得知訊息後，急得跳了出來，親自上法庭指證德雷福斯，並以軍官的名譽宣誓作證。而陸軍部長為維護自己的尊嚴，故意編造一份“密檔”，把過去幾起未破獲的竊密事件，統統加在德雷福斯頭上，還塞進一份篡改編造的“罪證”材料。

就這樣，法庭終於認定德雷福斯有罪，判處他無期徒刑，革除軍職，流放到“魔鬼島”。

事件發生後，德雷福斯的親屬四處為他奔走，在進步律師、記者和作家的幫助下，他的兄弟在法國《震旦報》上把這一冤案公佈於世。頓時，輿論大譁，正義人士紛紛呼籲，撤銷對德雷福斯的錯誤判決。

就在這時，在從德大使館收集到的廢紙中，發現了德國大使給法國軍官艾斯特拉齊少校的一封信的草稿。並很快轉到繼任反間諜處處長的皮卡爾中校手裡。

皮卡爾立即警覺起來，著手對艾斯特拉齊的調查。在調查中，他發現艾斯特拉齊與德國武官的關係可疑，尤其意外地發現艾斯特拉齊的筆跡和那封被認為是德雷福斯寫的告密信的字跡完全相同。

皮卡爾將這一重大發現向副總參謀長作了彙報，並請求重新審理此案。

但副總參謀長唯恐軍隊榮譽受到損害，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齊。皮卡爾一再向上級陳述利弊得失，勸說及時修正錯案。一下子惹怒了那些達官貴人，他於１８９６年１２月被遠調到當時法國殖民地突尼西亞南部作戰。

亨利少校為了定實德雷福斯的罪名，便偽造信件塞進“密檔”，甚至偽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覆信，以此證實德雷福斯就是德國間諜。

於是，反動沙文主義者氣焰更加囂張。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１７日，陸軍部長宣佈對德雷福斯的判決“公正無誤”，內閣總理也同時宣佈：“德雷福斯案件沒有問題。”

與此同時，德雷福斯的親屬和朋友們，一直沒有停止對此案的控訴。他們曾寫信給德皇威廉二世，請求他證明德國沒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報和書信。而德國對法國由於此案鬧出的混亂暗自高興，當然不會為他作證。

在這種情況，德雷福斯的親屬又複製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處張貼在街頭，指望有人能認出真正的作案者。

不久，一位銀行家便找到德雷福斯家，聲稱告密信的筆跡和他一個顧客的筆跡一樣，這個顧客就是艾斯特拉齊。德雷福斯全家非常高興，認為這次總算找到有力的證據。於是，就向法庭控告了艾斯特拉齊。

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１日，艾斯特拉齊終於上了軍事法庭。但軍方唯恐此事敗露，派亨利等人為他代擬了審訊時的辯護詞。結果，法庭宣判艾斯特拉齊無罪釋放。

這下，正義人士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齊被宣告無罪後兩天，舉世聞名的作家愛米爾·左拉仗義執言，在《震旦報》上發表了致共和國總統費里克斯·佛爾的一封公開信，這封標題為：“我控訴！”的公開信，控告陸軍最高領導以及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存心不良，有意誣告無辜者，開脫真正的罪犯。

左拉的勇敢行為引起了全國對此案的關注。無數正義之士都團結起來去伸張正義。

這下，陸軍部長恐慌了，他一方面鼓動反動分子攻擊左拉；另一方面，以誹謗罪對左拉進行起訴，並於１８９８年２月２１日，指示法庭判處左拉一年徒刑並罰款３０００法郎。左拉被迫流亡英國倫敦。

但是，在公眾輿論的影響下，陸軍部只得下令對此案進行進一步審理和核實。受命重新核實此案的一名軍官從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發現了亨利偽造的痕跡。

在確鑿的罪證面前，亨利無法抵賴，被迫承認，當場被捕，第二天就自殺身亡。艾斯特拉齊聞訊畏罪潛逃，到英國避難去了。

形勢急轉直下，陸軍部長狼狽辭職，軍事法庭只好於１８９９年８月，重新開庭審理此案。人們普遍認為，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會宣佈德雷福斯無罪。不料，法庭仍認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為１０年苦役。

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反響和憤慨，並出現了許多起反法遊行。以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國社會黨的領導人讓·若雷斯為首的，許多著名學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