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早就想借一切可趁的機會，迫不及待地除掉他。關於這件事，在後來的另一位大儒荀子的著作中記錄得非常清楚。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闢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予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荀子：宥坐》）

翻譯成白話如下：

“孔子當上了魯國宰相，剛上任第七天就把少正卯殺了。門弟子上前問孔子：‘少正卯是魯國的名人，您一當權就殺了他，不怕失去人心麼？’孔子說：‘你坐下，我來告訴你為什麼要殺他。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還不算在內。一是內心自由放達而好冒險；二是行為邪僻而一意孤行；三是言語虛偽卻極為善辯；四是廣泛記錄並散佈醜惡的新聞；五是贊同錯誤的觀點且說得有聲有色。這五條罪，只要人有一條，都難免要被君子誅殺，何況少正卯五罪併發。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他足以糾集門徒成群，他的言論足以蠱惑人心，他的意志足以使之成為反抗當局的領袖，他顯然是小人中的梟雄啊，不可不殺。’”

孔夫子上面所說的“五條罪”中，只有第二條涉及行為，而且還沒有具體說是什麼行為，至於其餘四條，全都只涉及思想和言論，可以認為，孔夫子竟是因為少正卯的思想、言論之“罪”而殘暴地殺害了他。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推定：孔夫子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思想、言論定罪，並且擅自殺人的人。因此，孔夫子事實上也就是，嚴禁和剝奪中國人思想、言論自由權利的始祖。然而我們中國人卻把他尊為世世代代永遠的“聖人”，這才是中國人真正的“宿命”。

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古希臘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即死於他的思想和言論，他被指責誘導青年不敬神明。少正卯是不是中國最早的“蘇格拉底”呢？據不足的史料看，少正卯是個以“法”抗“禮”的學者，正是因此，他可能得到了荀子的部分同情，所以荀子比較真實地記錄了這段始終被其他儒家掩蓋的歷史。在當時的時代，少正卯至少是個比孔子還更趨向文明進步計程車人——當時的知識分子，他要求以稍有一點平等的“法”來取代不平等的“禮”。而且與蘇格拉底之死相比，蘇格拉底是死於“*”的（五百人陪審團的）眾殺，而少正卯卻是死於孔子一人“專制”的擅殺。毫無疑問，在殺害少正卯的這個歷史事件中，孔子個人是有罪的，而且犯的是開了非常惡劣的反思想自由、反言論自由（也包括結社自由）和濫殺無辜的歷史先例的反人類之罪；從他個人的陰暗心理看，則明顯是嫉妒殺人，也正是因此，他才會平白無故、無事生非地製造出這種明明屬於非法之法的思想罪和言論罪來。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孔子其實是個內心極其陰險惡毒的偽君子。嘴上說得最好聽，殺起人來心卻最狠。今天的人們應該站在正義的立場上堅決譴責孔子的罪行，還少正卯以中華民族文明歷史的公正。為了中華民族整體的利益，這個“冤案”非翻不可。

人類的歷史將會愈來愈清楚地證明：正是古希臘人中的烈士蘇格拉底（當然也包括後來的另一位烈士——耶穌），首先開啟了全人類智慧的先河；而古中國的“聖人”孔子則完全相反，正是從他開始，徹底掐斷了中華民族的慧根，使中華民族從此陷入了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愚昧的深淵。從少正卯的事件中我們即可明顯地看到，以思想、言論定罪，嚴禁中國人思想、言論自由（也包括結社自由）的權利，孔子恰恰是個始作俑者，是後來一切專制統治者進行仿效的始祖；而他的借思想、言論定“罪”並濫殺無辜的歷史事件，也正是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愈來愈甚的嚴酷的中國文字獄歷史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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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是嚴重傷害中國人大腦的“害經”（1）

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維傳統是造成中國人愚昧、貧窮、落後兩千多年的總的思想根源，這是我四十多年來進行哲學、思想史研究和思考所獲得的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如果不拔除這個具有深厚歷史基礎的禍根，中國人勢必將永遠都只能是人類文明中的尾巴，因此也永遠都不可能真正獲得其他人類的平等的尊重。一個其中每個人的大腦都受到了“緊箍咒”之“害”的民族，一個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正確思維的民族，將怎麼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具有高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