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就把這快報當成寶，一再要施行這完全不符實際的戰法，企圖一舉把張樹聲這個淮系大員給徹底鬥倒。

這已經不是兩個人的意氣之爭了，而是湘淮兩個集團在地方上的一場殊死較量，誰勝了，就可以拿到廣東這個第一等大省的統治權。

他把張樹聲視作了死敵，完全不顧及張樹聲早已離開淮系多年的事實。

而張樹聲也只能無奈地進行著還擊，他受到這樣的攻擊已經不止一次，不論在哪裡，這些湘軍舊部都把他視作了敵人，完全無視他已非淮軍嫡系的事實。

即便他提拔了幾個湘軍舊將，這些舊將又反過來攻擊他，在受到無數次的攻擊，甚至吃過許多大虧之後，他只能採取刺蝟一樣的戰術。

而他的刺就是淮軍舊將，這些淮系將官緊緊地圍繞在他的身邊，保護著張樹聲不受湘系的攻擊，而湘淮兩系的這種隱性爭鬥幾乎在大清國的每一寸土地上上演。

他並不想這麼幹，可是現實卻迫使他用地域隔開人與人的距離，他把彭玉麟、趙沃這些湘軍舊將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而黃桂蘭則是他可以依賴的憑仗，不僅僅是黃桂蘭是他的舊部，是他的兒女親家，而是他與黃桂蘭，手上都沒有可以指揮自裕的舊部。

這真是一樁可笑的事情，堂堂樹軍統領，淮軍的第二號人物，到老來竟是連一支部隊都抓不住，但就是這樣的緣由，導致他和黃桂蘭有著同病相憐的感覺。

他拿起了黃桂蘭的書信，感受他在鎮南關外的酸楚：“桂蘭老兄在徐延旭手下也不如意，只是他還是極有謀略啊”

正如同湘淮兩系的爭鬥一樣，對於同樣一件事，即便有著同樣的看法，他們也會用隱性的鬥爭來維護自己所在集團的看法。

“施以小恩小惠，借給少量槍械糧彈，令其南下反攻河內，和法人兩敗俱傷之後，我軍自可從容應付。”

對於細柳營的看法，黃桂蘭和徐延旭、趙沃沒有本質上的衝突，但是他心底卻一定爭個高下出來：“可借與細柳營快槍百件，槍彈萬發，允其克河內之後，再借大批糧彈”

不過站在自己這個小集團的利益上，即便黃桂蘭說錯了，張樹聲也必須維護他的利益，何況他說得沒錯。

“哎”張樹聲覺得他已經老了，這一聲嘆息充滿了很多無奈，但是他又不得不投入到這場爭鬥中去。

“拿筆來！”

他知道憑藉自己的力量還沒有辦法完全壓服彭玉麟這個中興之臣，他必須請外援。

他決定給李鴻章李中堂寫信，只是提筆之際，卻又是有一種酸楚的感覺：“若不是少荃，我又何必到今天這個地步”

他與李鴻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即便是他這個當事人都覺得難以釐清。

當年李鴻章領軍援滬，他是李鴻章招募合肥團勇的聯絡人，在受募的幾個營官中官銜又是最高的一位，位列知府之職，這件事讓能平雲青雲開府一方。

也就是這個知府的位置，讓李少荃放心不下，到上海後始終不肯重用，後來湘軍初起的幾個營頭奉命回皖募兵，其它營頭皆二營，惟獨樹字營只限一營。

以後樹字營交給了張樹聲之弟張樹珊管帶，卻先後交由李鴻章之弟李鶴章及劉銘傳、郭松林統領，較銘字、鼎字低了一頭，直到1863年間樹字營才增至七營，但隨後又只保持六營的編制，“淮軍中人數最少”。

1865年5月，奉李鴻章命令北駐淮徐，才以護軍一營合成七營兵力，9月曾國藩督師到徐，視樹軍營壘，閱其操練陣法，卻沒想這個在淮軍沒甚名氣的樹字營竟是格外的強悍，贊其“步伐極整齊，槍炮極嫻熟”，“平生所見步隊所遠不逮”，即為之添募步隊兩營，馬隊一營，使之成為擁有五千人，馬步齊全，可獨當一面的兵隊。

但是曾國藩的信任卻惹來了天大的禍患，李鴻章最忌諱的一件事就是文人統軍，別開生面，自立門戶，象當年他在湘軍那樣挖走一整支兵隊後和自己對著幹。

恰恰這時張樹聲已以按察使官職轉任徐海道，又進而實授直隸按察使，樹軍改由張聲珊專領。而樹軍如此增添營數，事先未得李鴻章同意，張樹聲本人和樹軍又深得曾國藩讚許，張樹聲似乎頗有另棲高枝之嫌。

加上張樹聲又是淮軍中第一個離開淮軍，實任他省大員的文員統將，很有漸啟帶領舊部，別開生面之虞，這些都正是李鴻章之所大忌。

為了預先防備，既要懲一儆百，又兼對曾國藩自行變動淮軍大枝營頭格局作報復，李鴻章勢必要對樹軍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