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31�3％），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預先聽聞者所佔比例最低，僅為21�4％，相當於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1/3。在全部資料系列中，可以明顯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種文化程度人群中，呈現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訊息靈通程度由弱到強的遞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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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事件與中產階層的流言敏感（2）

關於文化程度的不同對獲取SARS訊息的能力的影響，我們對其相關性和遞進趨勢，可作圖5…3如下：

圖5…3文化程度的不同對獲取SARS訊息的能力的影響

這裡，一個極具知性意義的結論是：在災難來臨之際，“流言止於知（智）者”（《荀子·大略》）的古老法則並不能在此中得到體現，相反，在災難初起時期，由於對短缺資訊的高度敏感，愈是有文化的人群，愈是流言的中介。

對於中產階層研究來說，更具有論證意義的是，“五大城市非典調查”還表明：收入程度的不同也與獲取SARS訊息能力的不同之間具有線性關聯。在透過非官方媒體最先得知SARS資訊的居民中，4000～8000元以及8000元以上收入程度的居民預先聽聞者所佔比例最高，分別達59�0　％和56�3　％，其次是2000～4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7�1％），其次是1000～2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3�9％），其次是600～1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32�1％），而300～600元以及300元以下收入程度的貧困居民預先聽聞者所佔比例最低，分別為23�7％和30�4％。在全部資料系列中，可以明顯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種收入程度人群中，也呈現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訊息靈通程度由弱到強的遞進趨勢。

關於收入程度的不同對獲取SARS訊息的能力的影響，我們對其相關性和遞進趨勢，可作圖5…4如下：

圖5…4收入水平的不同對獲取SARS訊息的能力的影響

資料表明，流言的最初階段存在著明顯的敏感人群，並且，進一步講，這些明顯的敏感人群並非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主要是社會下層民眾；相反，他們屬於文化程度較高、收入較為豐厚的中產階層。

流言敏感的原因及治理策略

從我們在上文中對於社會流言的本質的討論可以見出，中產階層對於流言的高度敏感，從某種意義上說，不能單單理解為其資訊視點的敏銳或是生活態度的脆弱，而更應理解為其在社會風險中的資訊獲知能力的優勢。有關這種資訊獲知能力的優勢的來源，可能來自於以下方面：

①由於利益關聯所促發的資訊敏感；

②對於資訊的較高的解讀水平；

③對媒介的高接觸率；

④活動範圍的廣泛；

⑤閒暇時間的富足；

⑥社會交往群體屬性的多元性。

我們傾向於認為，流言的正面作用是使得早期的受眾可以對潛在的社會風險獲得預警並萌發對資訊知曉權的奮爭，在今天這樣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社會里，具有資訊獲知能力的優勢，有利於人們更有競爭力地生存。而對於與資訊敏感人群相對的不夠敏感的人群而言，則在無形中促使其在資訊生活層面更加弱勢化。這無論是對於教育傳播工程而言，還是對於社會保障系統的建構而言，都額外地提出了一個沉重的工作課題。

流言的最初階段存在著明顯的敏感人群，意味著傳播控制者在流言管理的問題上，有可能採取更有針對性的管理對策：

①對於流言的早期傳播，可以透過主要對敏感人群作正向傳播來更好地預防流言傳播範圍擴大和烈度增強；

②在流言傳播的中期，透過類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產生澄清事實的效用；

③由於這一人群屬於文化程度、社會地位較高的中產階層，因此，對於他們的說服必須採用較為合理的傳播對策。舉例而言，以“兩面說”的方法施於其身遠比“一面說”更為有效。就此而言，我們感到，那種試圖以簡單化的“正面宣傳”理念來統攝傳播管理的做法——這一做法曾經多次被證明是虛妄的和落後的——在這裡，在有關流言控制的實證研究中，其非科學亦非明智的屬性，再次得到了檢驗。

流言的通道依賴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傳播，一個重要的旨趣在於揭示其對媒介的使用。然而，從傳播路徑來看，調查揭示了中國民眾在災害事件中對於流言的接受主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