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和運繳，運到漢口每擔成本平均達1500～1600元，漢口行市一般總在2000元左右。其中，稅收佔總成本的五六成左右。起初，鑫記土行一年僅作幾百、上千擔生意，因為人事、資金和時間的條件都很好，做起來很順手，每關生意都很賺錢，於是膽子越做越旺，生意越做越大。後來，一年最多做一二萬擔的生意（一萬擔可供30萬人吸一年）。賬面資金總額有時擴大到了二三千萬元，各地存貨總額最高時也在一萬擔以上，幾乎成了壟斷的局面。

鑫記土行經營了兩年多的時間，總計獲得暴利將近200萬元，有一次股東分紅，所得的紅利就為股本的八倍，僅十幾個職工的花紅就發了七八萬元，職工和股東人人皆大歡喜。

1937年，重慶國民黨政府實行鴉片“統收統銷”，取消原來的土行，改招“認商”，分向各產區收購，再交公營的“統收處”統一收購。統收處將所收到的煙土加上利潤作價交於禁菸總局，每月按規定數量由上而下逐級分攤到各專區、縣、鄉、鎮、保甲，直到癮民，強迫派銷。煙土生意為官方壟斷，鑫記土行被迫關門歇業。

一年後，國民黨政府又允許商營。鑫記土行又與以周雲章為首的成都幫和江津幫的王政平等十多家土行合併，成立了“慶康”土行，繼續並擴大經營。周雲章是川西著名的惡霸地主，以二十八軍鄧錫侯部的師長謝德堪為後臺，在川西南設有不少分莊。鑫記與周雲章等人的土行合併，組成的慶康土行資本擴充為200萬元，在四川省內各產區、銷區開了四十幾個碼頭的分莊，幾乎壟斷了四川省內的煙土內銷。同時，也發展了省外的業務。聲勢也更壯大了，職工總數達一二百人，另外還有為煙土加工的工匠幾十人。慶康土行開業僅一年，就在貴州收購了8000擔煙土，在涪陵收購了5000擔，在豐都收購了3000擔，在南壩收購了2000多擔，再加上其他碼頭收購的，總計有2萬多擔。除大部分仍是運出外銷外，在內銷方面數量也不少，獲利頗豐。

慶康作了一年以後，到1939年，最大的外銷市場漢口等地已經淪陷，“特業”生意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於是慶康也趁勢收尾了。

從組織鑫記土行到結束慶康土行，曾俊臣在不到5年的時間裡獲利竟高達五六百萬元，他志得意滿，覺得“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短短几年內“翻梢”成功了。“翻梢”成功了，曾俊臣擁有龐大的產業，勝利洋行和蜀益菸草公司，是他獨資經營的；川鹽、美豐、川康等十一家銀行，他入了大股；另有幾十家公司、商號，他是股東；他還購置了可收1000多擔租子的地產。因此，他成為當時著名的煙土鉅商，有“煙土大王”之稱。

曾俊臣經營煙土十分成功，其主要訣竊是勾結軍政各界權要，竊取情報，有針對性地收購或賣出。他在30多年後，總結自己經營成功的原因時說：“主要原因是我同當時軍政界的權貴們，特別是主辦財政、稅收的所謂‘禁政’的一夥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們替我撐腰壯膽，在經營過程中排除種種干擾。此外，由於這個生意又有他們在股，大家利害相關，所以官商之間，裡裡外外聲氣相通，一切行事也就無往而不利。”這的確是經驗之談。鑫記土行開辦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貨上市，市價低廉，大量吃進，囤積居奇。但是，吃脹了，煙市行情還未漲動。曾俊臣有點緊張，就乘飛機到成都，找鑫記的股東，當時任四川省禁菸總局局長的李春江摸情況，瞭解產銷行情。李春江向他詳細介紹了四川省煙土產量以及省內、省外的銷量，還講了當局的煙政方針。曾俊臣獲得了這些情況，如同吃了定心丸，放下心來。他認為產不足銷，煙價一定看漲。於是決定繼續買進。後來銷路果然好了，當局又增了稅，很多人趁機搶購，掀起了大漲風。曾俊臣乘機丟擲存貨，每天獲得近十萬元的暴利。在這次增稅前的半個月，二十一軍軍部財政處長唐華將增稅的經濟情報告訴了曾俊臣。曾俊臣得到情報後，立即將原來借給四川省財政廳長劉航琛的幾百萬元期票，連同代雲南幫墊付的借款，一齊抵作預交煙稅，並辦好了手續。10月19日，成都來電，每擔煙土由原來交稅200元增至700元。這個訊息當天就洩露了，全城煙商競相預交煙稅，兩個小時交庫稅即高達200多萬元。省方得知這一情況，立即宣佈預交稅無效，必須按新稅率補交。禁菸總局局長李春江專程從成都赴重慶處理此事。因李春江是鑫記的股東，鑫記又是在半月前交的稅，便沒有再補稅。這次，鑫記至少少交了30～40萬元的稅。事後，曾俊臣給唐華5萬元的“包袱”。此外，曾俊臣還總結了“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