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底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文社成立於一八九○年（清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一八九二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纘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當中山於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像的。據說他們合併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璽天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大權，遂藉端要挾，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璽天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而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雲’云云（見‘國父年譜’頁六八─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歷史家。如所敘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藉端要挾’，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而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état），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辭。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個革命團體，而非社交團體。所以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一八九四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孫在‘上書’被拒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留，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只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而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股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幣一萬三千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並的事務了。合併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杆’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千港幣，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可惜楊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