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的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發展。這三次轉型發展先後解決了中國三大基本問題：第一次轉型發展解決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取向問題；第二次轉型發展解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取向問題；第三次轉型發展解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路徑取向問題：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探索從計劃邁向市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每一次的轉型發展都使中國的發展進入一個新境界。相比較而言，第三次轉型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發展與國家成長體現得更加深刻、全面和具體。這固然與第三次轉型發展有前兩次轉型發展所形成的基礎有關，但也與第三次轉型發展第一次實現了權威、秩序與活力的高度有機統一有關。反觀前兩次轉型發展，可以看到，這三方面的要素都沒有在轉型發展中獲得有機統一，並形成強大的發展動力資源。第一次轉型發展，雖然創造了一個新的秩序體系，但由於缺乏應有的權威力量支撐，新的秩序體系既不能獲得有效的鞏固和完善，也不能激發出整個社會的發展活力；第二次轉型發展，雖然確立了強大的權威力量，但由於缺乏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在秩序體系選擇和社會活力激發方面沒有達到理想的目標，結果強大的權威沒有形成強大的發展。只有到了第三次的轉型發展，權威、秩序和活力才獲得有機統一，從而創造了中國30年大發展的奇蹟。

有效政治與大國成長（8）

中國的這三次轉型發展都是在現代化的程序中出現的。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任何社會所出現的任何形式的轉型發展都離不開權威、秩序和活力這三大基本要素。權威力量的存在是轉型發展的前提，秩序是轉型發展的保障，社會與民眾的活力是轉型發展的內在動力。沒有權威力量，轉型發展就無法展開；沒有秩序基礎，轉型發展就必然陷入無序與危機；沒有社會活力，轉型發展就無法持續進行。這三大要素之所以會成為轉型發展的基本要素，原因就在現代化發展本身。在艾森斯塔德看來，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轉型發展與傳統社會中的轉型發展有深刻的差異：在傳統社會，社會變遷本身“則是以傳統的方式給定的，而不是以變遷為其指向的；而且，與其說是維持某種社會秩序，不如說是在維持一種廣大無邊的、超越社會的秩序”。然而，在現代社會，“實現向現代性的重大突進，不僅在於大大改變這個中心象徵的內容並使其世俗化，而且在於對人類尊嚴和社會平等的價值觀日益重視，以及廣大群眾參與形成其主要象徵與制度的可能性日漸增長，即使這種參與是以某種間斷的或區域性的方式進行的”。艾森斯塔德認為這是“所有一切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基於這樣的特徵，現代化的發展必然表現為兩個方面的內在統一：一是形成持續變化和發展的開放的社會結構；二是形成能夠容納持續變遷的問題與要求的制度結構。顯然，這兩個是實現轉型發展的基本結構，對變化和發展的持續性、秩序性以及相互協調性有著深刻的內在需求。持續性來自社會發展的活力與有序；秩序性以及相互協調性，尤其是制度結構對開放變遷的社會結構的適應和容納，則來自制度的有序發展和有效作為，這其中自然需要權威與秩序力量支撐。由此可見，要形成轉型發展，就必須使轉型與發展同時建立在權威、秩序和活力的內在統一基礎之上。在這方面，國家權力自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以國家權力為主導力量推進的現代化發展和轉型的國家，國家權力能夠創造出權威、秩序與活力的內在統一，自然對整個轉型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對於處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來說，國家權力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創造出權威、秩序與活力的有機統一，不僅取決於國家權力本身對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效作用，而且取決於國家權力對政治發展的駕馭和把握，以保障政治發展既能在*化的原則下完善國家權力本身，又能在自我的變革和發展中保持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效作為和能力。因此，國家權力要能夠創造轉型發展，就必須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形成有效的政治發展與政治有效性提升的良性互動：即透過有效的政治發展提升政治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用的有效性；透過政治的有效性所創造出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為實現有效的政治發展提供必要的現實基礎和發展動力。中國30年的發展經驗證明：權威、秩序與活力的內在統一不僅對整個社會轉型發展起決定性作用一樣，對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也起決定性作用。換句話說，政治建設與發展，實際上與國家權力創造出權威、秩序與活力的有機統一之間是一種相互決定的關係。這也就意味著，現代化運動要形成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