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服務質量（如送貨速度或質量檢查）開始下降。從長遠看，公司更狂熱地促銷，反而會失去更多的顧客。

補償反饋也不僅限於大系統—還有很多個人的例子。比如，戒菸者發現自己體重增加，在自我形象方面損失太大，結果為了減輕壓力，又重新開始吸菸。又比如，護子心切的媽媽希望兒子和同學處好關係，於是就不斷介入處理各種問題，結果，孩子從未有機會學習如何解決分歧。再如，熱情滿懷的新來者非常希望得到別人的喜歡和認可，卻未能認真回應別人對自己工作的委婉的批評意見，結果他難以被人接受，反而被稱為“難以共事的人”。

不管是採取越來越富於攻擊性的介入行動，還是對自然本能採取越來越緊張的壓抑行為，這類勉強的努力都會讓你疲憊不堪。然而，作為個人和組織，我們不僅常常陷於補償反饋之中，還經常讚美隨之而來的痛苦。當最初的努力不能奏效時，我們就加勁兒—像“拳擊手”那樣，堅守努力工作將克服一切障礙這個信條，殊不知我們一直在矇蔽自己，使自己無法看見，我們自己其實一直在幫助製造障礙。

法則3　情況變糟之前會先變好

低槓桿效益的措施，如果不是在短期內確實管用，就不會那麼有誘惑力。新住房建起來了，失業的人群得到了培訓，飢餓的兒童得救了，訂貨單又回來了，煙戒了，消除了給孩子的壓力，並且避免了與新來同事的爭執。補償反饋通常有一段時間“延遲”，即在短期的利益和長期的損害之間的時間間隔。《紐約客》雜誌曾經刊登過一幅漫畫：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把壓在他左側的巨大的多米諾骨牌推倒了。“這下我終於可以放鬆了。”那個人對自己說。當然，他沒有看見，骨牌在一個接一個地倒下，骨牌鏈會從他身後繞一圈，最後從他的右側砸向他自己。

“先好後糟”是許多管理措施的結果，正是它，使得政治性決策過程往往製造出毫無裨益的反效果。“政治性決策過程”是指在比較各類替代方案本身的價值之外，還考慮了各種其他因素的決策過程—如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掙得體面”或者“討好老闆”。在複雜的人類系統中，總有無數種方法來讓短期效果很好看。只不過補償反饋的陰魂，會逐漸兜著圈子回來纏繞你。

“逐漸”是這裡的關鍵詞。比如，多米諾骨牌圈的延遲，就說明為什麼系統性問題是那麼難以識別。往往是，典型的解決方案能夠馬上緩解症狀，讓你感覺良好，你會覺得：現在情況好起來了，或許甚至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可能要等兩年、三年或四年，老問題才會回來，或者出現新的、更嚴重的問題。到那時，按現在大多數職場換人的速度，在那個位置上坐著的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了。

第4章　第五項修煉的法則（3）

法則4　選擇容易的辦法往往會無功而返

這是一個古代蘇菲（Sufi）故事的現代版：一個過路人看見一個醉鬼趴在路燈下尋找丟失的房門鑰匙，於是就幫他找。找了一會兒才問醉鬼：“你在哪裡丟的？”醉鬼說，就在房門外丟的。“那你為什麼在這兒找？”過路人問。“因為房門外沒有光亮。”醉鬼回答道。

我們都對使用熟悉的方法解決問題感到放心，總是堅持我們最瞭解的辦法。有時，鑰匙可能恰巧就在路燈下，但更多時候會藏在黑暗的地方。不管怎樣，假如解決方法真的能那麼輕易地被發現，或對每個人都那麼明顯，那它可能早就已經被發現了。用熟悉的辦法使勁兒努力，再努力，而深層的根本問題並沒有改變，或更加惡化，乃是“非系統思考”的可靠指示訊號—我們經常把它稱為“我們這兒需要更大號錘子”綜合徵。

法則5　療法可能比疾病更糟糕

有時候，容易的或者熟悉的辦法不僅沒有效果，它還會帶來上癮的危險。比如，酗酒可能從簡單的交際性喝酒開始—作為消除自尊心缺乏，或工作壓力等問題的一個解決辦法。漸漸地，這個療法變得比原來的疾病還要糟糕，它使人感到自尊心比原來更渺小，工作壓力也更大了，同時還帶來了其他各種問題。

使用非系統性的解決方法，會帶來長期的、更具潛在危害性的後果，那就是對該方法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這就是為什麼欠考慮的政府介入措施不僅是無效的，它們還是有“毒癮的”，也就是說，會引起更大的依賴性，從而削弱當地人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短期改善引起長期依賴的現象如此普遍，以至於在系統思考中有了專門的名稱，叫做“轉移負擔給介入者”（Shifting　the　burden）。介入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