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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很憐憫和同情緹縈的孝心，五月，下詔書說：“《詩經》說‘開明寬厚的君主，是愛護百姓的父母。’現在人們有了過錯，還沒有加以教育就處以刑罰，有的人想改變行為向善，也無路可走了，朕很憐惜！肉刑的殘酷，以至於切斷人的肢體，摧殘人的皮肉，使人終生無法生育，這是多麼殘酷和不合道德！難道這符合為民父母的本意嗎！應該廢除肉刑，用別的懲罰去代替它；此外，應規定犯罪的人各依據罪名的輕重，只要不從服刑的地方潛逃，服刑到一定年數，就可以釋放他。制定出有關的法令！”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制定這樣的法律條文：“原來應判處髡刑的，改為罰作城旦和城旦舂；原來應判處黥髡刑的，改作鉗為城旦、鉗為城旦舂；原來應判處劓刑的，改為笞三百；原來應判處斬左腳的，改為笞五百；原來崐判處斬右腳以及殺人之後先去官府自首的，官吏因受賄、枉法、監守自盜等罪名已被處置但後來又犯了應判處笞刑的，全都改為公開斬首。罪犯已被判處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數後赦免。”文帝下達批准文書：“同意。”

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這一時期，文帝自身謙遜自守，而將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質樸。君臣以導致秦滅亡的弊政為鑑誡，論議國政講究以寬厚為本，恥於議論別人的過失；這種風氣影響到全國，改變了那種互相檢舉、攻訐的風俗。官吏安於自己的官位，百姓樂於自已的生業，府庫儲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風俗歸於篤實厚道，禁制法網寬鬆，有犯罪嫌疑的，從寬發落，所以，刑罰大量減少，甚至一年之內全國只審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現了停止動用刑罰的景象。

＇4＇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4＇六月，文帝下詔書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沒有什麼事情比農業更為重要。現在那些辛苦勤勞的農民，還要繳納租稅，這樣做，使從事農耕本業和從事工商末業的人沒有區別，說明鼓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不完備，應當免除農田的租稅！”

十四年（乙亥、前166）

前十四年（乙亥，公元前166年）

＇1＇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徵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1＇冬季，匈奴老上單于用十四萬騎兵攻入朝那縣和蕭關，殺了北地郡都尉孫，擄掠了許多百姓和牲畜財產；匈奴騎兵直抵彭陽縣境，並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燒了回中宮，偵察騎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宮。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徵發一千輛戰車、十萬騎兵駐紮在長安附近，以防禦匈奴進攻；文帝又任命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分別率軍屯守上郡、北地郡和隴西郡。文帝親自去慰勞軍隊，操演軍隊，頒佈軍事訓令，獎賞將士，準備親自統兵去征伐匈奴。群臣勸阻他親征，文帝不從；皇太后堅決阻止，文帝才打消了統兵親征的念頭。於是文帝任命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為將軍，迎擊匈奴。匈奴單于在漢塞之內活動了一個多月，才撤退出塞。漢軍把匈奴驅逐出邊塞之外，就撤兵回境，未能對匈奴有所殺傷。

＇2＇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