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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二元經濟

並非所有的製造業都經歷了上述競爭結構的變化。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大企業可以歸在兩大型別的行業中。第一類行業,如肉類加工業和縫紉機制造業,其銷售問題迫使企業建立起全國性的市場###絡;第二類行業,如鋼鐵業和新聞紙製造業,因技術變化提高了企業的規模和資本密度,從而導致了多輪價格競爭。大多數其他製造業與19世紀早期的情況相差無幾,即保持了企業眾多、規模較小的競爭市場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具有“二元結構”:經濟的“中心”是一些大的賣方寡頭壟斷產業群,經濟的“外圍”是一些小的、競爭性結構產業群。

經濟活動的中心部分在關鍵方面不同於外圍部分:後者的大多數活動在市場上進行,而前者的大多數活動在企業內部發生。按錢德勒富有啟迪性的說法,管理這隻看得見的手取代了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錢德勒對這種發展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認為經濟活動的管理和調節對20世紀美國經濟的巨大成就起到了主導作用。其他一些傑出的學者也對他的論斷表示贊同。例如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曾經指出,因為大企業節約了交易成本,所以在組織經濟活動方面它們能夠比透過市場交易來完成同樣功能的小企業更有效率。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 Nelson)和悉尼·溫特(Sidney Winter)曾推斷大企業發展了一種特殊的組織能力,而這種組織能力本身就構成了有價值的經濟資源。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認為,經濟的進步源於經濟組織等級的不斷提高,正如企業從小的私人企業進化到大規模企業和(當前的)產業集團一樣。

然而,高水平的組織使價格失去了彈性。在19世紀早期,企業可能隨著產業中機會的增加和減少而產生、發展及消亡。資本很容易流入有前景的新興領域,技術資訊傳播的障礙也很小。然而在20世紀早期的經濟中心部分,大企業獲得了永續性和控制新技術發展的能力,因此,在許多重要的經濟部門,經濟活動的速度和方向成為管理決策的主要內容,經濟的健康發展開始依賴於少數非常大的企業的組織能力,而以前從未這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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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意義(1)

斯圖·M·布魯明(STUART )

本卷前面的章節詳細闡述了羅伯特·高爾曼在第1章中提出的兩個相關的主題:美國經濟長期的持續增長(偶爾被打斷)及其經濟體制、經濟慣例和經濟規範的重構,這迫使我們採用某些特定的詞語來對其進行描述,例如工業化、中心化,或者是一些帶有明顯意識形態意味的短語,如向自由企業體系或資本主義邁進。在最後一章中,在考慮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的同時,還要探詢二者之間的一些最顯著的相互關係和在“漫長的19世紀”中美國更純粹的社會關係。用一個略微不同的表述方式來講就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經濟發展影響了19世紀美國社會變動的方式和19世紀美國社會變動的方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和“社會”的區別是很任意的,更多地只是表示不同的現代社會思想(和現代大學系部結構的安排),而不是指普通人每日生活的不同方面,但是我們會發現有些設定會比其他的設定更有用和更可信一些。此外,即使有人能準確區分“經濟”和“社會”的界限,追尋經濟發展的“社會意義”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務。雖然這“極具意義”但足以讓人望而卻步。在本章中將對上一段中提出的問題提供基於對經濟和社會關係不同程度的劃分而得到的不同答案。不管怎樣,它們都可以歸入範圍廣闊而意義重大的三類需要研究的範疇中,但這並不表示將包括有關19世紀人們所經歷的、每日生活所出現的和經濟變化的所有問題。

其中,生產和市場關係的社會地理佈局是需要研究的第一大類。用一個簡單的詞來說明我主要談及的兩類不同或者說近乎相反的現象,一個是集中化或者說中心化,另一個是分散化或者說擴散化。第一個現象包括人們從鄉村向都市或城鎮的遷移,以及以城市為基礎的公共機構(包括資本家的機構)的向外擴散,即更接近留存下來的農村人口;換一句話說,城市化不僅是人口的集中,還包括城市影響範圍的擴張,而城市和城市體系的出現成為推動資本主義增長的引擎。第二個現象包括絕大部分歐洲裔美國人口和非洲裔美國人口向遠離都市中心和市場體系的西部地區進行的擴張。開拓邊疆的歷史比城市化的歷史要更為源遠流長,但是這可以,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