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到至少一舉兩得，一石二鳥，否則我不會做，至少要讓自己找到兩個點，當然，一舉兩得也好，一石二鳥也好，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更多的是主動尋找創新和突破，是意願高度強烈和自覺的產物。

翻譯工作效益很可觀，翻譯一個小檔案就可以拿一萬日元左右。一個月平均翻十個檔案，就可以拿到十萬日元（相當於6600元人民幣）。有時候還接模特兒的活，因為人長得高嘛，長得也比較苗條，加上是運動員，比較健康，比較陽光，看起來，也有一點帥氣。但因為這個活不穩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歡。做了一段時間就不做了，家裡人也不喜歡那個圈子和那個圈子裡人的做派。我就更加專注地送報，做翻譯，一個月平均能賺15萬日元，就是一萬元人民幣的樣子。這樣除了可以負擔自己的費用之外，還滿足了妹妹上學及生活的費用，剩下的一點錢，用在一家人的餐飲上面。我很滿意，自己透過努力能夠幫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團聚在一起，看著大家臉上帶著滿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覺太幸福了，我發自內心地珍惜這種和諧安康的生活。父親、母親、弟弟、妹妹是我奮鬥的力量，我不是一個人，我們大家在一起。

不過，總體說來，加藤家的日子，還是充滿艱辛。搬到山梨縣之後，父親曾充滿信心的新工作並不順利，後來不僅拿不到工資，甚至放棄了房子，外出逃債，一家五口人無家可歸……

與黑道“談判”的日子（1）

我13歲，初一冬天的一個晚上，幾個長得不太正派的男人敲開了我家的門，一見面就氣勢洶洶地命令我們立刻搬走：“這個家已經不是你們的了，知道麼，小夥子？”

我有些害怕，但卻並不感到意外。我就預感到會有這麼一天。一直覺得很奇怪，一家五口人從家鄉伊豆搬到山梨縣身延町，買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重新蓋了新房子，至少花了5000萬日元（330萬元人民幣左右），用的是貸款。全家入住後，父親的公司卻始終搞不起來，直到那天晚上幾個黑道來逼迫我們離家的一刻，我沒看過父親把工資帶回來過（那時候他還沒開始送報紙）。我們家始終靠母親的工資生活（我和弟弟送報紙只能提供一些貼補）。當時，母親有兩份工作，一個是在養老院負責福利方面的業務，另一個是在身延町公立初中做清潔工。除這兩份工作之外，她還要負責做飯、洗衣服等家務勞動，雖然三個孩子也輪流負責部分家務，但主要還是依靠熟悉家務的母親。我和母親每天晚上都要聊會兒天，她經常對我說：“我很對不起你們。連一家五口人的飯碗問題只能勉強解決，還債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我賺的錢用來還債，那我們一家就沒有飯吃了。”

終於無路可走了，於是通宵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就離別住了三年多的新家，一路向北，最後落在了離縣廳所在地甲府市大約15公里的地方。那裡比身延町發達很多，有許多商場、便利店。我們透過不動產中介公司租下了三居一廳的房子，房租每月高達八萬日元（5300元人民幣），這筆錢對當時加藤家來說是不小的負擔。

家搬到了新地方，可學校不變。我上的是私立學校，住哪裡都無所謂的，只要自己能上學就好。但弟弟和妹妹是上公立學校的，弟弟上小學六年級，妹妹上小學三年級，對他們來說，搬家是很痛苦的，要離別舊朋友，不得不重新適應新的環境。只有我一個人用不著更換人際關係，作為老大，心裡始終感到很愧疚，我的學費又是最貴的，很對不起弟弟和妹妹，哥哥欠你們太多……

在房租八萬的那家，我們只住了半年多，就又搬家了。理由很簡單，我們的住處被黑道發現了，家裡的電話不停地響，都是逼債的。這裡說的“債”比較複雜，除了我們為了蓋房子而借的5000萬日元之外，還有父親公司的負債。由於我爸爸負責財務，公司一切財務由他來負責，那麼，公司起步之初的幾億元貸款，也以爸爸的名義借。現在看來，爸爸被一塊兒開創事業的那幾個人欺騙了，實際上是中了他們的圈套，關鍵在這裡。若只有我們家借的5000萬，或許並沒什麼可怕。銀行委託的黑道追債人真正要追究的是父親公司借的大額貸款，母親、我、弟弟、妹妹全家都受到牽累。不過，畢竟是自己的父親參與的事情，就應該無條件和父親站在一起，全力支援他，不抱怨，不放棄。

我初二到高三的四年間，加藤家一共搬了20次家。四年搬20次家，年均五次，等於在一個地方住不到三個月，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狀態，對，我們過的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弟弟妹妹年紀雖然小，也都明白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