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派”被稱為左派，他們卻是寡頭資本的代言人。壟斷在蘇聯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卻將蘇聯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和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誘導民眾反對這些組織。原始積累在蘇聯意味著是欺詐和搶劫氾濫的原始資本主義，蘇聯解體後這個詞卻被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汙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此乃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唯一選擇和必經之路。

其實美國早就虎視眈眈了。1945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美國支援甚至資助蘇聯大量的主流媒體披著民主自由的羊皮進行反俄的意識形態宣傳。

天真的戈爾巴喬夫以為美國是性好慈善的大菩薩，願意拯救蘇聯民眾於共產主義”的水火之中，開始改革蘇聯體制。戈爾巴喬夫將新聞媒體解禁，俄羅斯杜馬、總統和副總統都改為民選，司法也獨立化。他本想採用漸進化改革的方式將蘇聯建成類似於北歐福利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1991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求戈爾巴喬夫立即採用休克療法，否則IMF和世界銀行不會出一分錢貸給蘇聯。1991年年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與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首腦串通，宣佈蘇聯解體。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薩克斯隨即成為俄羅斯經濟顧問，深受弗裡德曼經濟學影響的蘇聯經濟學家蓋達爾也成了葉利欽的座上賓。

那麼，為什麼葉利欽可以輕易得手呢？主要是因為他得到了內外勢力的支援。外部是美國政治與經濟金融精英的支援，內部則是蘇聯黨國精英及他們的知識精英盟友。

蘇聯政治權力由少數黨國精英壟斷，並自上而下地分配。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大衛·科茨教授指出：“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政治局、書記處、部長會議和中央委員會，有幾百人構成了精英高層。整個黨國精英還包括廣大的官員。在黨內，它包括各部領導、中央委員會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團高層領導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省、主要城市黨委的第一書記。在政府中，它包括聯邦各部門和各委員會的高階官員、最高蘇維埃領導人、各加盟共和國的部級官員。它還包括武裝部隊和安全部門的高階官員。除了以上這些正式的政府機構之外，它還包括大型企業的最高層、貿易協會領導人和科學、教育、文化和大眾媒體各主要機構的負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精英階層人數約有10萬人，約佔蘇聯總人口的1/1000。蘇聯體制造就了一個其大多數成員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講求實用、機會主義和現實主義並存的統治集團。”（《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蘇聯黨國精英之所以加入共產黨，既不是為了信仰，也不是為了國家與民族，而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和權力。而在蘇聯體制中，黨國精英處處受到約束，禁止個人積累財富，無法保證自己的精英身份能傳給後人。雖然精英們的子弟較容易進入最好的學校，並透過拉關係獲得好工作。但蘇聯每一代黨國精英，都來自於工人或農民家庭。絕大多數黨國精英的子女通常在學術界、新聞業、外交部門和對外貿易行業工作，很難繼承祖輩的政治與經濟權利。

蘇聯黨國精英的物質利益與特權，和西方國家的精英比也相形見絀。蘇聯大企業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企業總裁的報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即便是蘇聯高層領導所擁有享有的房產也遠不能與美國公司和政府管理層的私人住宅相比。戈爾巴喬夫的住宅不過是一套有4間住房的、外表普通的房產。明斯克黨委第一書記和自己的妻子、女兒女婿擠在一套兩居室的住宅裡生活。還有一些高層領導住的是一居室。

只要轉向私有制，蘇聯黨國精英就能名正言順地奪取國家資產，獲得與西方國家統治精英相同的物質享受，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而使其統治精英的身份代代相傳。蘇聯黨國精英很自然從擁戴社會主義轉向了擁戴資本主義，放棄了共產黨而支援葉利欽，葉利欽本人也是前蘇共高官。

蘇聯知識精英認為，蘇共妨礙他們物質與精神的發展。特拉華大學數學模型方法實驗室主任謝爾蓋·洛帕特尼科夫教授在2009年指出：“斯大林對於知識精英的態度可以用位於索科爾山、莫斯仁克、銀松林、別列捷爾基諾、克利亞濟馬河畔和其他類似地點的院士——教授別墅來評判。這些別墅在今天的俄羅斯已經漲到了百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