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荒蕪、兵戈不全，而須直面匈奴、鮮卑，及河西之羌胡。若彼等合兵來攻，非止朔州必失，即黃河恐不能守！於是圖謀分化之。瓦解之。收其降附。而攻其不庭。為此而先敗拓拔，然後收其人為假子——都內多有疑我者，然某一心為國，何惜自身之令名？！”

說到這裡，開抄林則徐的名聯，順嘴就給改成一首五言詩了：“苟利國家者，死生何所期？豈因禍與福，而敢趨避之？”

完了又說：“朝中諸公。或不明邊塞之情，士林庸儒，或妄託春秋之義，而疑我，忌我，致我辭朔州事，若非曹去疾繼之，或將功敗垂成，思之豈不使人錐心泣血？”轉身一指趙達：“更有這般酷吏，為謀功名而罔顧國事。竟將已臣之拓拔目之為敵國。設今日冤處吳長，此事傳至朔州。鮮卑六部搖心而遁，甚或侵擾州郡，屠戮百姓，則為誰之過歟？！”

趙達憋得滿面通紅，正待開口反駁，可是勳哪兒能容他再蠱惑人心——這人心麼，還得自己來蠱惑才成！這一大套早就打好腹稿了，當下也不停頓，繼續說道：“吾當上奏丞相，使治彼等害國之罪！”然後同時轉換表情和話題：“彼等以律為說，而漢律六十篇，大抵成於高皇帝、孝武皇帝時，此後三百年，未有更定者，實不適於今日也。彼等為國執法，當因時因事而析律，而乃膠柱鼓瑟，以孝武時與匈奴為敵之策，用於今日——先不論鮮卑，匈奴入塞久矣，其為漢臣亦久矣，單于金印，皆漢所授，安得將呼韓邪而與郅支並論？！”

漢初，在秦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九章律”和“傍章十八篇”，到漢武帝時代，又增添了“越宮律”二十七篇和“朝律”六篇，大致達到六十章的規模。可是打那以後，歷代都只偶爾修補，再沒有大規模更改過律條，尤其東漢建立以後，明明實際情況已經與西漢時候大相徑庭了，偏偏朝廷只知道沿用舊律，再沒有重新更定過。到了漢末，有識之士都已經瞧出了其中的弊病，應邵制《漢官儀》，就是嘗試重新整理和刪定典章制度、法律規條。後來曹魏建立，在漢律的基礎上加以大刀闊斧地修改，刪去很多不符合實際的規條，修成了魏律。

所以是勳說了，情況不同，法律也應該有所變更，而在法律還沒有變更的現狀下，身為執法人員，就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來釋法、用法，而不能把匈奴還是敵國時代的法律，應用到匈奴已經降漢兩百多年以後的今天——更別說鮮卑還不是匈奴呢！

“吾亦當上奏丞相，使更定法律，以應今日。”

是勳今天趁著這個機會，要開講三個題目，第一就是為自己辯解，收胡人當養子純粹是為了國事，即便有損自己的聲名，那也顧不得了。第二個題目是順便提一提法律問題——老曹你不修法，光靠著特務用一些陳規陋條來方便隨心所欲地入人之罪，那可不成啊，此非長久之計也。

第三個題目繞回來，他要繼續給自己身上塗抹油彩——“昔之匈奴，唯恃騎射之力，鐵兵寡也，乃因是而禁之。然今之鮮卑、烏丸等卻又不同，禁有何用？蔡伯喈即有云：‘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況袁本初據冀州時，即輸鐵兵入於烏丸，公孫升濟（公孫度）亦然，前烏丸即以此鐵兵而犯右北平。今於臣漢之拓拔，禁其鐵兵，而於犯漢之烏丸，及鮮卑別部，則無可禁之，時日既久，強者並弱，則臣漢者終滅，而犯漢者更雄，此豈中國之福祉耶？！”

袁紹、公孫度那些軍閥，為了安撫和拉攏外族，甚至煽動外族攻擊敵對自己的勢力，不知道輸出了多少鐵兵器呢，你禁得了嗎？你禁不了他們，就光禁臣服於漢朝的外族勢力，將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你們想過沒有？

“前檀石槐聯合各部，以犯強漢，諸大人共盟，不與漢市，何也？市與鮮卑無害，於漢亦有利也。設不市則胡弱，檀石槐安敢如此？”

是勳這是欺負在場明瞭邊塞情勢之人太少，所以撒了一個彌天大謊。檀石槐建立鮮卑族的大聯盟，要求各部都不得與漢人貿易，主要就是怕被漢人利用貿易之利分化瓦解了，而不是真的停止貿易。對鮮卑無損。只對漢人有害。所以後來軻比能重建聯盟。再申前議，曹魏的護烏桓校尉田豫就利用引誘素利等單獨與中原貿易的手段，差點兒生把聯盟給拆散了。

“某上奏請與拓拔等互市，而朝議久久不決，今當再上奏丞相，若能貿易，則附漢者強，乃可敵犯漢者也。此為百世之利，即昔孝宣皇帝誘南匈奴內附之策也！”

是勳說到這裡，環顧眾人：“卿等可有願附議者乎？”

話音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