狸再狡猾也逃不過好獵手，“北京人”在失蹤近十年後，終於被正義的人民群眾發現。

“北京人”是中國的國寶，被美國長期霸佔迭十年之久，充分顯示了美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對於這樣的侵略行為，中國人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我們一定要讓“北京人”化石物歸原主。

報道所說的“共產黨員”是指一個叫華特生的英國古生物學家，此人曾致信中國科學院高層，謂在紐約親眼看到了“北京人”。潛逃的“美帝國主義分子”暗指魏敦瑞，而提到主持化石展出者，則是另一位古人類學家哈里·夏皮羅（Harry　）。

夏皮羅時任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美國古人類學會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任過三年的解剖學教授，並跟隨魏敦瑞研究過一段時間“北京人”頭蓋骨及周口店出土的其他化石。隨著日美關係緊張，夏皮羅先於魏敦瑞兩個月回到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兩人在回到美國後的歲月裡，彼此肝膽相照，風雨同舟，共同堅持研究從北平運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魏敦瑞於1948年7月去世，據說臨終前還念念不忘“北京人”，並囑託夏皮羅繼續關注這一人類寶藏的下落。因此，無論從考古事業還是私人感情上，繼魏敦瑞之後與“北京人”有“親緣”關係的夏皮羅，對尋找這一珍寶自然有著莫大的熱情。更何況，能夠尋找到“北京人”，也是一種莫的榮耀。

於是，當紅色中國宣告成立時，夏皮羅即動手整理和研究收集到的有關“北京人”下落的各種資料，準備親赴中國和日本等地加以搜尋。

然而，正當他試圖說服美國政府同意他這一計劃時，韓戰爆發，朝鮮半島與鴨綠江畔的隆隆炮火，擋住了夏皮羅走出國門的腳步。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夏皮羅看到了這篇不點名的指責報道，於極度的震驚中叫苦不迭。作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和全美古人類學會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覺得有責任、有必要站出來為其“闢謠”，為他所服務的博物館正名。

於是，1951年3月27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夏皮羅的反駁文章。其主要內容是：本館從來沒有展出過“北京人”化石，也未隱藏什麼所謂的“北京人”頭蓋骨。關於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佔有“北京人”並進行展出一事，實為中共造謠惑眾，不置信服和推敲。試想，如果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對它們展覽或進行科學研究，無異於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盜竊行為。如果說歸我自己私人佔有，那麼一個人擁有如此著名的東西能做何用？並且它們並不具備什麼藝術價值，以供我獨自把玩欣賞。對此我不願再說什麼，只等將來的事實站出來說話。

隨後，美國的一些媒體也紛紛站出來為美國和羅皮羅本人辯解。

一時間，圍繞著“北京人”在不在美國的問題，中美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場指控與反指控的輿論大戰，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學家、學者和記者都捲入了這場史學界空前熱鬧的“世界大戰”之中。

從1950年到1959年，中美雙方斷斷續續地進行了近十年的指控與反指控的輿論大戰，儘管論戰對探尋“北京人”的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對中美科學家之間的感情卻形成了不小的傷害。而最後，“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紐約，不在紐約又在哪裡？依然沒有人能夠做出附合邏輯，又令眾人信服的定論。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8）

正因為這場“中美大戰”，又勾起了許多原駐華美海軍陸戰隊官兵的回憶，一位叫威廉·弗利的美國醫生，聲稱他曾在華擔任過美國海軍陸戰隊軍醫。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弗利受上司的指令，專門負責“北京人”化石的轉移事宜，但化石尚未運出中國國門，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與其他隊員一起被俘。他被押送到日本戰俘營前，避開日本人的監視，巧妙地將裝有“北京人”化石的幾個軍用提箱分別寄存於瑞士人在中國開辦的百利洋行天津分行，以及法國人設在天津的巴斯德研究所和兩個居住在天津的中國友人家中。弗利相信“北京人”仍在天津，並設法取得赴中國的機會進行尋找。

遺憾的是，此時的中美關係仍處於極端對抗的冰凍階段，稍後中國“文革”爆發，弗利的心願遲遲未能實現。

但正是這個意外插曲，又為尋找“北京人”的故事增添了頗為玄妙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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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1）

天津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