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已我們買了幾個氧氣袋，乘出租汽車到北京郊區九龍山氧氣廠去充氧氣，用來維持海東的生命。海東是個久輕風霜的老戰士，當他知道了這個嚴重的情況後，仍然很冷靜，為了爭取時間，他要我們把氧氣放到最低限度。有時因氧氣不足，他呼吸很急促，大顆的汗珠從額面上滴下來，嘴唇和手指甲都變成青紫色。我看到這種情況心都碎了。海東是個堅強的革命者，但他對這種情況實在想不通，曾傷心地對我說：“東屏，我們一直講要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他們哪裡還有人道主義呢？我連一個戰俘都不如了。”在這種喊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的情況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早就想去找敬愛的周總理，但我得知周總理的處境也是非常困難，而且每天全國有多少事要他操心。海東也一再說，不要去麻煩總理。海東開始發燒了，我們沒有治療的藥品，可是也不能眼睜睜的讓海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要文伯冒著被抓的危險，找到了王震同志，把海東同志被斷藥、斷氧的這一緊急情況報告給他。王震同志不避風險，火速地將這個情況報告給周總理。四月十二日總理得知這一情況，他立即指示解放軍總醫院恢復了對海東同志藥品和氧氣的供應（周總理的指示現由中國革命博物館辦的《周恩來同志紀念展覽》中陳列著），這樣海東同志才算得救了。

林彪、“四人幫”為了進一步迫害海東，一九六九年一月，將大兒子文伯進行“隔離審查”；又將女兒徐紅隔離，不準回家；我的大兒媳黃浦西也被“特殊照顧”送到河南總參“五七幹校”。我實在無法，只好將兩個孫女由阿姨帶回安徽合肥和農村去。一個好端端的革命家庭，被拆得四分五散。家裡還有一個病殘的兒子。我和小兒子文連承擔了全部家務。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於林彪下達了“一號命令”，海東同志被強迫疏散到河南鄭州幹休所。我們到鄭州後，什麼東西也買不到，連油、米都不供應。我只好叫文伯從北京把家裡的油、米、掛麵運到鄭州。就在送東西到鄭州的途中，林彪死黨劉豐派人去火車上抓文伯。幸虧文伯在車上及時發現了情況，才免遭逮捕，終於把急需的東西送到了鄭州。隨同海東到鄭州的秘書，實為監視海東的人，他警告我說，如果文伯來鄭州就要抓起來。因為這種原因文伯未能見到他日夜想念的父親。在鄭州他們不給藥品，就連常服的酵母片也不給。我叫文伯給在江西的王震同志寫信報告這一情況，王震同志極為關心海東，馬上寄來急用藥品，結果被在江西的林彪死黨扣了。韓先楚同志得知海東沒有藥用，以警衛員的名字，寄來了一些藥品。文伯未能見到父親，他到武漢去找張體學、韓東山同志，請他們幫助給海東買藥。文伯到武漢後，得知劉豐造謠說，徐海東在鄭州要吃進口藥、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雞等。在鄭州，王新不準幹休所的老同志與海東來往，並要這些老同志與海東劃清界線，說海東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畢佔雲同志和劉彩霞大姐幫助我們買了點菜，就遭到了有組織的批判。

一九七三年，張體學同志告訴我，周總理主持解決河南問題時，林彪在河南的死黨交待說，林彪給了他將“徐海東置於死地”的旨意。他採取斷氧、斷藥、不治療、不護理的方法將徐海東置於死地。事實正是這樣的。在鄭州海東住的房子是多年沒有人住過的，一燒暖氣灌了滿地水，使海東患了重感冒，引起了肺炎。經一五三醫院的李士峰大夫積極搶救，病情稍有好轉。他們又把李大夫調回，把護士撤走。這樣，海東的病就由肺炎發展成肺膿腫。我們要求從北京派醫生來會診，他們拒絕了。我們又要求在鄭州請醫生會診，他們採取“拖”的辦法，推脫說找不到合適的抗菌素。直到海東臨終前才找幾個人來會診，鄭州鐵路醫院一位姓宋的女醫生提出了正確的治療意見，可他們馬上把她“轟”走了。海東就這樣在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迫害了，於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去世了。海東逝世後，他們還規定：“不準登《人民日報》、不準登照片、不準寫評價、不準送花圈、骨灰盒上不準覆蓋黨旗。”

三在林彪、“四人幫”進行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時期，海東同他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一九六九年國慶二十週年，海東同志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豁出去的準備，他想在天安門上見到毛主席時，把他對林彪一夥的看法當面揭出來。但是，林彪一夥扣了海東上天安門的請柬，剝奪了海東見毛主席的機會。海東遭受打擊迫害時，反覆教育全家說：“我相信總有一天，這些野心家、陰謀家們會暴露出來，肯定長不了。過去革命戰爭年代遇到的困難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