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會，周媽媽打完電話回來，說爸爸一定要讓我到他那兒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說：“也好，不去體學是睡不著覺的。”我點點頭，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徐伯伯。

當天晚上，我見到爸爸。父子倆談得很晚很晚。聽爸爸說，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聽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裡，燉了兩隻肥油油的老母雞，讓他飽飽地吃了一頓。在飯桌上，徐伯伯給大兒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讓文伯每個星期六告訴廚師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還和爸爸談了很長時間的話，讓爸爸用“兩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績，又要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對群眾運動中的各種意見，要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徐伯伯對爸爸說：“說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們是窮苦人出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我們跟黨走了幾十年，現在怎麼會去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紅的說不白，白的也說不紅。要相信黨，相信群眾，會給我們做出正確的結論的。”徐伯伯的話，對爸爸是極大的安慰和鼓勵。爸爸還告訴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於對爸爸的關心而決定的。當時，爸爸雖想找個孩子來和他作伴，但考慮到長時間沒有回家，不清楚裡的情況，因此有些顧慮，害怕連累我們，不敢和我們聯絡。徐伯伯對爸爸說：“你就不用管了，我們想辦法聯絡……”臨睡之前，我問爸爸：“和我們來往，徐伯伯不怕‘沾邊’？”爸爸說：“徐海東可不是那種人！”

嚴冬過去了，春天來了，爸爸和我成了徐伯伯家的常客。每逢星期六，周媽媽和文伯哥早早就打來電話提醒我們：“今天是星期六，沒忘記吧……”。“明鳴，今天星期六啦，你們下午一起床就來，一定要來，不然，你徐伯伯又要發脾氣啦！”爸爸和我每次到徐伯伯家，都象回到自己的家，無拘無束，溫暖舒適。徐伯伯不是和爸爸談談話，就是讓爸爸閱讀一些檔案，瞭解瞭解外界的情況。每次吃飯，徐伯伯是一定要穿好衣服，讓人把他抬到飯廳，陪爸爸一起吃飯。看到我們吃得香，吃得多，他就滿意了。飯桌上雖然沒有山珍海味，但具有大別山風味的瓦罐雞湯、紅間豬蹄、夾幹扣肉……卻都是徐伯伯特意叫周媽媽準備的。

在那個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邊”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許多無辜遭受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的老幹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當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離去的。記得三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剛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開什麼會的王效禹打電話來，說他的老婆要來“看望”徐伯伯。爸爸聽說這位“革命領導幹部”的“夫人”要來，便想告辭回去。徐伯伯堅決不讓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對爸爸說：“飯準備好了，你走什麼？你不會拿幾份檔案，到東屏房裡去看！”爸爸“藏”好後，王效禹的老婆來了，但坐了不到半個小時就走了。晚飯時，徐伯伯說：“我最恨那些投機取巧、出賣靈魂的傢伙，對這些人千萬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來，你曉得他安的什麼心？”我心裡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來去匆匆，原來是徐伯伯懶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漢“七。二○事件”發生後，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掀起了一股反軍亂軍、“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當時中央文革成員、代理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衝擊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爾後又抄了徐伯伯的家，並對徐伯伯進行野蠻的圍攻和惡毒的誹謗，妄圖把徐伯伯打成“勾結黨內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暴亂”的“黑後臺”。我聽說徐伯伯家被抄，以為這是因為爸爸受到的牽連，心裡難受極了。當時見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著眼淚給周媽媽打了個電話告別，返回了武漢。

從這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可親可敬的徐伯伯了。

後來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早已把徐伯伯視為他們篡黨奪權的一大障礙。他們對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們就採取種種卑鄙下流的手法，羅織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於死地而後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們以“戰備”為名，強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鄭州，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殘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勳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當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東受迫害的經過　周東屏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