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嚐到了“名望”的甜頭，他們越來越不滿足了。這時旅行已不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一個系統的計劃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西部和南部各省。從政治意義上講，西部之行在整個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為中國還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國家。在西南的貴州、四川和雲南等地，儘管人們仍在談論中國的“統一”，但封建軍閥仍不受干擾地統治著這些地區，江西共產黨進入這些地區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

例如，在貴州，紅軍用四個月的時間消滅了當地軍閥的五個師，佔領了他們在遵義的駐地並補充了2萬人的兵力。紅軍突破蔣的封鎖，於1935年5月突然向南進入南部邊界省份雲南。這時，蔣氏夫婦正住在昆明。據悉，紅軍距離昆明只有10英里，雲南軍閥龍雲急忙加強對昆明的增援，而蔣這時已在法國人建造的鐵路線上撤離了。不久他們便發現那不過是一小股紅軍的牽制行動。大隊紅軍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於長江上游的周平堡。他們穿著國民黨的軍裝，輕而易舉便佔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全部紅軍渡河進入四川。過河後，他們把從國民黨軍隊那兒繳獲的船隻全部銷燬了。

蔣介石夫婦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項公關活動，他和夫人飛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攔截紅軍。

決戰在一個峽谷展開，那裡的河水急速奔騰，兩岸是懸巖峭壁。

一位姓劉的工程師建造了一座鐵索浮橋，也就是著名的“瀘定橋”。紅軍到達後，發現原來拴在鐵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儘管如此，紅軍戰士還是赤著腳，在橋上搖晃著快速前進，並向對岸的國民黨軍隊投擲手榴彈。終於他們跨過了瀘定橋，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門。

這是蔣截住紅軍的最後一次機會。從此，紅軍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嶺和其他自然障礙所困擾，而不是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儘管遇到這些挫折，蔣的西部之行還是有作用的，因為這使他能夠“清洗”並“訓導”四川和其他地區的地方政府。

他沒想到幾年後會被迫把國民黨的“首都”從南京遷到四川的重慶——如果他沒有西部之行的這番“清洗”，這種遷移也許就不可能實現了。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變

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蔣介石說：“現在的局勢就象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波的小船，我們兩人中只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兩人都想過河，那麼，要麼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麼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張學良說：”我跳下去！“

宋美齡到達西安，蔣介石正在讀《聖經》舊約中的《那利米書）》的一章，他看到這樣一句話：“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

於是，這段話就“應驗了。”

蔣介石的前面總是困難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煩不斷。

雖然他已經確立了全國軍事領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佔據各省的對手們卻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圖，而蔣介石在抗擊日本侵略上明顯的勉強和拖拉，則正是這些對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圖東山再起的理由。

廣西的將領們（他們總是不斷地造反，而又不斷地失敗）在六月份開始組織“全國抗日救國軍”。參預此事的兩位廣西將領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和當時的廣東將領陳濟棠合兵一體。

出於相似的動機，為人熟知的“基督將軍”馮玉祥也開始在北方活動，自任“抗日同盟軍司令”。和以往一樣，馮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場，他並不熱心於同日本人正面交鋒。

南方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蔣介石這個總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氣壯地駁斥三個將領的抗日主張。

在起兵之前，三位將軍曾致電蔣介石，要求他對日宣戰。

將介石沒有改變其戰略中預定的先後次序，他回答他們說：

“你們不能因一時的衝動而拿國家的命運去冒險。”如果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可信的話，那麼事實上為了他們所宣稱的抗日壯舉，陳濟棠就曾經從日本人手裡購買過武器彈藥。唐引用日本駐華武官高橋但少將的活來印證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斷言。

不管怎麼說，反正幾位“救國者”在收到蔣介石拒絕的答覆時，就統率他們的部隊前進十五英里進入了和廣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時，蔣介石還抱著一種妥協修好的態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隊後退，避免由於衝突而加劇中國的內戰。

這時可以看出，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