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挨邊兒。不夠好的生活的反叛者可謂多矣，古有起義軍，今有“某零後”，多年以前我們初二（1）班還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著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覺得，非政治意義上的自由的真諦不在於叛逆，而在於“不在乎”。假如一個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對任何實惠的回報抱有企圖，那麼他就會相對自由一些。他的長官會不那麼好意思去約束他，在說話的時候他也可以少一點兒瞻前顧後。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層面，以致建立了一個國家，而他又不貪戀權位，那麼他就不僅得到了回種植園的自由，還會成為自由的象徵，歷史上恰好有過這麼一個人，就是喬治·華盛頓。如果一個人既聰明絕頂，又以自由為業，那麼在人類的諸多令人打呵欠的偉大事業當中，他就會作為一個心靈捕手永遠讓人追憶。

天地明鑑，孔子貴為大成至聖，終其一生想為天下制定規則，可他實在是個絮絮叨叨的悶人。莊子則是個想跳出規則的壞傢伙，跳得比袋鼠還輕盈，比羅伯斯更迅猛，可是為什麼人人都愛他呢？

好萊塢電影裡常有一句臺詞：“這個狗孃養的可真幸運！”當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輕時讀過莊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話時，我就是這麼說自己的。當我想到自己沒有一個當幹部的爸爸也沒有受過成功學的薰陶的時候，我也是這麼說的。以前我看過一本書，裡面有個父親指引他的兒子說，人生最重要的是“檢查一下你的倉庫，看看裡面有點兒什麼”。當我還算年輕時，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種遠離醜陋生活的願望之外一無所有，因此決心做一個自由民。倘若人們不讓我當自由民，那麼我就自己當。有一天我終於發現，自由是一種成就，而拘謹則是一種失敗。

請容我說一句實話：政治意義上的自由——不受干涉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應該人手一份兒，可是另外一種自我支配的自由，卻非人人可以擁有。簡單而言，很多人並無“不在乎”的能力。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把人分為各種莫名其妙的類別，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兩類。你會在任何地方看到，人們正被劃分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後”和“80後”。我想好的分類法總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別的體系基礎之上，比如天上的雲朵，有的是層雲，有的是積雨雲，等等。有一次在從北京飛往廣州的路上，我看見無數的白色碎塊蹲在天上，伸著舌頭扮可愛，實在不知道是什麼，就叫它們比熊犬雲。這不是一種好的分類法，但至少還照顧到了形狀。倘若有人罔顧這些規則，看著天說，這是左邊的雲，這是右邊的雲，左邊的更愛國，這人大約是腦殼壞掉了。如果有人說，這是9點鐘的雲，那是10點鐘的雲，10點鐘的雲更優秀一些，那麼我看除了說明他自己就是“10點後”之外，簡直什麼都證明不了。

如果我有個孩子，我能給他的教益就是：別跟任何人一夥兒。我是自由主義者中的一個，不過我可不準備跟每個自由主義者都抱在一起。我的想法是，無論什麼事，我會自己琢磨，不勞別人幫忙。倘若你是單獨一個，你就不用怕那麼多，也不用在乎那麼多。同樣我也不準備跟我的同齡人為伍。我也不懂什麼叫美麗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麗得像只烏龜，那麼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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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迷途其未遠

初三那年我隨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外國人。在頤和園，在北海公園，在任何一個地方，每當我發現有某個外國人把相機對準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國人，我的腦子中就必然會蹦出一個念頭：這孫子想曝光我們的陰暗面！於是立刻充滿敵意地把我的相機對準那個可憐的遊客。這種對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會迷惑不解地放棄拍攝。那是冷戰後期，美國總統還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歡的各種讀物中，對歷史的解釋總是基於最簡單的鬥爭邏輯。那會兒我既不知道什麼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學，對本國曆史可謂一無所知。不過我卻不僅自以為了解歷史，還認為我的祖國很需要我的保護，而每個外國遊客都可能居心叵測。

幾年以後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國人只是想拍攝一些異國風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後我出國時也很自然地這麼做。我也意識到民族主義並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徵，儘管類似潮流的中堅力量總是年輕人。在東京我曾拍過一個醉臥街頭的男人，可是並沒哪個日本男孩向我投來爛番茄。

如今之我已與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國，高尚的標誌是在理想上與小時候別無二致，聰明的標誌卻在認識世界的方式上與那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