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過一信：“廣州衛戍司令職，弟實不宜辭，是否應經費無著？此層銘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電，請開預算單。”①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曾為經費問題大發雷霆，他想用經費作橋樑；再拉一拉蔣介石。無論如何，他還不想跟蔣介石公開鬧翻。在他看來，明爭不如暗鬥。

令汪精衛想不到的是，蔣介石收到這封信後，竟對人說是“令餘讀之感動。”②不知蔣介石這裡說的是不是真心話，是不是也在搞“兵不厭詐”？

蜜月苦短三（1）

上午，蔣介石接到蘇聯顧問團發來的精美的請柬，請他出席晚上在顧問團住地舉行的晚宴，歡送國民政府首席顧問鮑羅廷離粵。

陳立夫知道蔣介石這些日子心情鬱悶，便小心翼翼地問：“出席不出席？那邊等著回話。”

想不到蔣介石不假思索地回答：“去，歡送‘亞父’，怎能不去？”

蔣介石這些日子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陳立夫見他每日愁眉苦臉、悶悶不樂的樣子，甚至擔心他的精神會不會崩潰。幾天前，他還對陳立夫說：“悶坐愁城，不如意事連續而至，真所謂屋倒適逢連夜雨。我現在是公私兩敗，內外夾攻，活著還有什麼意思，真想憤而自殺，一走了之！”聽他這麼一說，陳立夫的臉色都嚇白了。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許許多多的公宴私宴，包括蘇聯顧問團的宴請，都被他一口回絕了。有些客人來訪，也都讓他毫不客氣地給吃了閉門羹。陳立夫想不到這次他竟那麼痛快地一口答應。

蔣介石的痛快答應，不是沒有緣由的。這主要取決於鮑羅廷的身份和地位。

39歲的鮑羅廷，是蘇聯政府派駐中國的代表，孫中山生前極為信任和親密的朋友。他1923年10月6日到達廣州，對外以新聞記者身份出現，實際肩負蘇聯政府同孫中山建立聯絡的重任。他和孫中山見面時，拿著蘇聯駐華大使（駐北京）加拉罕給孫中山的信，信中說：“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隨著鮑羅廷的被任命，我們已經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志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個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①果然，孫中山和他進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談，最終下定了改組國民黨的決心。

鮑羅廷的聲望和權威，一方面自然來自蘇聯政府在背後的支撐，另一方面則來自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孫中山先是任命他為國民黨組織訓練員，後又聘他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改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援和組織下得以召開的。這從國民黨內鄧澤如、林直勉等右派攻擊組織法及黨章黨綱等草案“實多出自俄人鮑羅廷之指揮”，可以看出他的功績。對他言聽計從的孫中山，曾對國民黨要人們留下過這樣的手諭：“鮑羅廷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聽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就像聽我的主張一樣。”孫中山給他的最高頭銜是：廣州國民政府首席顧問。於是，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許多人稱孫中山為“國父”，稱他為“亞父”。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召開國民會議。鮑羅廷全力支援孫中山北上，並隨孫中山乘永豐艦一道行動。國民會議尚未有結果，孫中山不幸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孫中山臨終前，對汪精衛、何香凝等國民黨要人說：“要師事鮑顧問。”在逝世的前一天夜裡，他斷斷續續地喊：“同志們啊！繼續我的主義！以俄為師！”孫中山所留下的著名的致蘇聯遺書，就是由鮑羅廷和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陳友仁共同起草，由宋子文口誦一遍，然後由夫人宋慶齡托起孫中山的右手腕執孫科的鋼筆籤的名。

這篇由鮑羅廷起草的《孫中山致蘇聯遺書》是這樣寫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予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