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一個個走進他的辦公室，要求解釋。可憐的教授只好承認他只根據平時印象打了分，而且對其他教授的評分“行情”毫無所知。他答應在看過個人的紀錄片作業後再酌情加分，這場風波才算過去。

說起來，美國大學裡的教授，日子過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個別知名學者之外，大多數教授一年只掙四五萬美金，在中產階層中混箇中下游。近年來全美各高校經費緊張，很少給教師長工資，教授們的實際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見自己的學生畢業後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資水平的工作，教授們頗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個月假期的份兒上，真會有不少人辭職不幹呢。

年輕的教授們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觀經濟學”的恩格爾教授三十多歲就謝了頂。他在課堂上開玩笑說，這全是營養不良，常年操勞的結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經濟學。兩人結婚時給親朋好友散發的邀請信上，赫然畫著經濟學中常用的“消費曲線”，標明：“如果您將送我們結婚禮物的話，最好還是送現鈔。因為這樣我們就有更多的消費選擇，從而可以達到更高的消費滿意曲線。”恩格爾教授在講到“消費選擇”這節課時，特別舉了這個例子，現身說法，結果給我們極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年級統考中，有關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班上的同學極少有答錯的。

當然，儘管教授們收入不豐，儘管他們有時還要受到學生的“挾制”，但他們畢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師，肚子裡裝著學問，簡歷裡寫著成就，你不服氣還不行。

麥特勞克教授做了一輩子外交官，曾任美國駐前蘇聯大使。由他來教“現代外交”課，真是再合適不過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中大多數人穿便裝上課，而麥特勞克教授卻從來西服革履，在著裝上一絲不苟，說起話來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職業外交官的派頭，讓講臺下穿牛仔褲、T恤衫，習慣把腳放在桌面上的學生們在他的課上收斂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談到文化差異與外交事務時，他談起了個人經歷，“作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領帶。

在當駐蘇大使時，有一次，我應邀去一個農場參觀。為了顯示平易隨和，我特地換上了布衣布褲，沒想到，這一換裝反倒惹惱了那些農民。他們認為我穿著過於隨便，是對他們的一種輕視。這次經歷讓我記憶猶深。別小看穿衣戴帽這樣的小事，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對於外交官來說，不拘小節或忽視當地的文化傳統，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這番話說得我們這些學生紛紛點頭，明白教授先生平日為人師表，的確用心良苦。當然，有時麥特勞克教授也要為此付出代價。一次，教室裡的空調失靈，又正值天熱，身體早已發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額頭的汗水，儘管如此，他也只脫下西服上裝而已，決不解開襯衫的領子或袖口，領帶也未嘗鬆動，依舊緊緊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為感動起來。那天他講課的主要內容是“外交官的紀律性”。

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兩年中，給我幫助最大的是約翰遜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國際傳媒系主任，又是我的個人指導老師。他本人是報紙記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國的最大報紙《紐約時報》擔任了二十年的高階編輯。今年他已六十五歲，一頭雪白的鬈髮，眼睛裡既有為師的慈祥，又有記者的銳利，愛穿高領套頭衫、粗呢西裝和牛仔褲，非常幹練，好像隨時都準備出門採訪似的。

約翰遜教授常說：“記者最忌一個‘懶’字，落在紙上的東西一定要親自核實，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說。”每週，他都要求我們交一篇兩千字左右的專題報道。遇上有的學生為圖省事，連續幾篇都寫些在學校裡發生的事，他就不客氣地說：“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記者，是不是隻報道發生在報館或電視臺內部的事呢？這樣你倒是適合去某個機關報乾乾。”

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鑑，我豈敢掉以輕心？於是力爭每篇報道都在內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對代表前衛藝術的外百老匯劇的採訪，又有對公立小學教育經費問題的調查；既寫市中心的高檔咖啡館，也寫街邊的流浪漢。一次，為了瞭解黑人社群對州長競選的態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區，採訪黑人教堂、社團及商販，取得了第一手資料。結果，那篇文章很得約翰遜教授的讚賞，並作為範文印發全班人手一冊。當然，他在文章結尾處的評語也就被公諸於眾了：“我很欣賞你對不同題材的嘗試，並認為這是一篇構架完整，文字流暢的好文章。作為一名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學生，做到這點尤為不易，但是我必須提醒你：哈雷姆區是很不安全的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