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的一段時間，中國強調“一邊倒”。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不少做法是照搬蘇聯的。國民經濟中強

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農業合作化也以蘇聯為榜樣。在　50　年代末，毛澤東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按

農輕重順序發展國民經濟。蘇聯在　1960　年撤走了在華全部專家和技術人員，並撕毀協議和合同，此後中國開始獨立地

探索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

論戰開始前，蘇聯要求各國黨在處理國內外政策時，必須服從蘇聯的指揮。誰從本國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處理

本國問題，就給誰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蘇聯總是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規律”、“一體化”、“社會主義大

家庭”等。透過論戰，任何一個黨都不能再把一黨一國的利益說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利益了，那種把自己比作

別國“母親黨”，要別國黨對“領導中心”唯命是從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一個黨有了錯誤，由人家自己去判斷，去

糾正，不必過多地干涉別國黨的內部事務，已成為國際共運共同遵守的準則，但對槁霸權主義還是要公開反對的。中國

共產黨指出，如果一個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搞霸權主義，那就不是內政問題，而是欺負別人，對此當然可以表態，既

可以從內部交換意見，也可以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發表的文章中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如不允許批評霸權主義，那

就是沒有是非了。論戰後，一黨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局面不復存在。論戰是一把雙刃劍。論戰從思想上破除了各國

共產黨和工人黨對蘇聯共產黨的迷信，從組織上衝破了蘇共一黨控制國際共運的局面，維護和發展了中國的國家獨立自

主權。但是，論戰造成了國際共運的大分裂，造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很多黨之間中斷了關係。在各國黨的內部，

特別是未執政的黨，不斷出現分裂，有的黨分裂成兩個，有的分裂為三個，甚至四個。分裂，削弱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戰

鬥力。

論戰中，許多黨分不清是非，區分不了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界限，因此在論戰中不敢輕易表態，也不敢大膽地開

展黨的活動。由於論戰尖銳、激烈、規模越來越大，對論戰涉及的具體問題忽視了調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社會

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象和威望。更為嚴重的是，論戰助長了一些地區和國家群眾運動中的左傾思想的發展。從

大論戰中得出的反修防修的結論，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依據，是導致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

源。這都是後話，在此無需再提。

論戰使赫魯曉夫的名字在中國家喻戶曉，併成為修正主義的代名詞。在中國人的眼裡，赫魯曉夫是野心家、陰謀家、

篡黨篡權者，總之，聲名狼藉。

對赫魯曉夫來說，這一年著實不好過。工業總產值增長了　8。1％，但比預期的增長率低了　1％。更緊要的是，已有

跡象表明，蘇聯工業生產率已經每況愈下。根據專家估算，1963年每盧布工業投資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個戈比；

據此統計，蘇聯的工業投資損失了近　1500　億盧布。除了電力和冶金工業外，幾乎每個工業部門的生產率都在下降，而

且下降的幅度還比較大，這是　40　年來的第一次。儘管短缺的商品不勝列舉，但滯銷消費品仍大量運往市場。積壓的鐘

表和成衣足夠銷售兩年，書籍、縫紉機、照相機在倉庫中堆積如山。在七年計劃期間，諸多方面計劃失調，出現了明顯

的失衡狀況。如，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工人佔全蘇工人總數的　35　％到　40　％，但是這兩個部門所得到的投資額只佔工

業總投資的　8％。採掘工業的生產率極低，而它所獲投資比例卻高達　30　％，並使用了佔全蘇　20　％的工人，但它在全

國工業總產值中的貢獻僅有　7％。農業的狀況更加令人擔憂。1963年的農業生產總產量與1962年相比，不但沒有增加，

反而下降了　10。7　％，比　1958　年的數字還要低。畜牧業的統計數字更讓人糟心。生豬存欄數從　7000　萬頭驟減到4100

萬頭。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