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堅決反對的幾十名科學家是認清了核武器地巨大威力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可以說，這些科學家都有著巨大的遠見性。一枚原子彈就足以摧毀一座中型城市。數枚原子彈就可以摧毀一座大城市，而且研製氫彈地理論已經提出來了，最保守的估計，氫彈的威力都是原子彈的十倍以上（實際上遠不止，原子彈的最大當量也就20萬噸TNT左右，而氫彈的當量幾乎是無限的。歷史上爆炸地最大當量的氫彈為5000萬噸。而設計成功，沒有爆炸的氫彈的當量達到了2億噸）那麼一枚氫彈就能摧毀一座大城市。作為終極武器，只要掌握了的國家就會不惜工本大規模的製造，而全世界又有多少大城市，中等城市呢？這還只是最普通的擔心。當時還沒有人提到核武器對環境的影響。

可以說。這些科學家都已經預料到。如果將核武器用於戰爭的話。

那就是開啟了潘朵拉的魔盒，釋放出了的核惡魔將毀滅正個世界，而在核戰爭中，沒有誰是贏家，輸掉的將是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也正是如此，這批40多名科學家也寫了一封聯名信，請求首相不要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

相反，支援使用原子彈的科學家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他們花了畢生精力搞出來的東西。如果不能夠將其價值發揮出來的，那還有何意義？更重要的，當時這批科學家與工程師中的大部分人都參與了氫彈的研製工作，如果不透過使用原子彈來證明核武器巨大的殺傷力，那還怎麼爭取到研製氫彈的經費呢？

至於這些科學家到底有沒有想過核武器會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這就說不清楚了，可他們的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對這些科學家與工程師來說，原子彈就如同是他們的兒子一樣，如果無法證實，那麼他們付出了數年的心血就白費了。

當時，態度最為曖昧的是“盤古計劃”的總負責人。帝國最傑出的核物理學家，潘澤康的恩師鄧家先教授。鄧家先教授被譽為帝國的“兩彈之父”即原子彈與氫彈之父。他主持了“盤古計劃”以及後來的“黃日計劃”這兩個計劃就是研製原子彈與氫彈的計劃。在帝國的科學界為要不要使用原子彈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鄧家先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只是在29年5月中旬的時候，他給首相單獨寫了一封信。現在，這封信的內容仍然沒有公佈，至於鄧家先在這封信裡說了什麼，以及對首相的決策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外界就只能胡亂的猜測了。

後來，很多人都認為鄧家先教授是支援使用原子彈的，而且正是他的那封信讓首相最終做出了決定，而且鄧家先支援使用原子彈的理由就是要藉此推進氫彈的研製工作，而且後來正是由鄧家先負責“黃日計劃”的。

可是也有很多人認為鄧家先是反對使用核武器的。一是首相不可能憑他一家之言而做出如此重大的決定，畢竟當時支援使用原子彈的人很多，而不僅僅只是那批科學家而已，而鄧家先也不可能直接影響到首相的決策。其次，“黃日計劃”本身不是“盤古計劃”的延續，因為這期間間隔時間長達五年，如果不是因為德國研製成功了原子彈的話，帝國也不會急著啟動“黃日計劃”而且當時已經不是薛希嶽當政了。這更與鄧家先推動使用原子彈。來獲得首相批准“黃日計劃”搭不上邊。最後。鄧家先擔任“黃日計劃”的總負責人。不是他本人的意願，而是他作為帝國科學家對帝國地責任。在“黃日計劃”成功之後。也就是在帝國試爆了第一枚氫

彈後，鄧家先就辭去了所有地職務，而且拒絕接受帝國皇帝頒發給他的皇室勳章。這就足以說明鄧家先本人是不支援擴大核武器的影響範圍。

更不支援使用核武器。

實際上，當時在影響首相決策地因素中。科學家的作用是相當渺小的。必須要明確一點，那就是薛希嶽是一名政治家。而不是一名科學家，而且原子彈並不是帝國地高階玩具，發展原子彈的初衷就是要使用原子彈。因此，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這才是薛希嶽最終決策的基礎。

也就是說。當時地政府官員。以及軍隊將領對首相的影響更大。

政府首先提交的是財政部與工業部的一份聯合報告，提交給首相的是一份到戰爭結束時，帝國還需要支出的戰爭經費的數額，以及對帝國工業轉型造成的影響。這份報告的分量是相當重的，當時帝國已經在著手進行經濟轉型，如果戰爭地拖累太大的話，那麼必然會影響到戰後帝國的經濟發展。

其次是帝國外交部的一份評估報告。這份報告全面評估了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會對國際局勢。同盟國組織的內部關係，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