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都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只是在服從命令。他也是在保護他那由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填寫的報告單。他飛行的獎金，他用來養家的錢，都有賴於他的成績。批評老師一定得不到好成績。

我回到地球之後，朋友給我關於我在“和平”號上生活的報紙文章與新聞報告的剪報集。有時候，我會想報紙所談論的那個空間站必定是另一個不同於我曾呆過的空間站。

舉個例子，有篇報導，根據俄羅斯太空署解密的官方訊息，這樣寫道：“俄羅斯官方昨天報告，“和平”號上發生了一次沒有生命危險的火災，這場火災已經被船員在幾秒鐘內輕易撲滅。氧氣罩被取出作為預防措施，但並不需要。沒有人員傷亡。”他們在談論哪座空間站？我們在“和平”號上遭遇的大火不可控制地燃燒了14分鐘，空間站裡充滿了煙霧，濃煙滾滾，我們將近一個小時不能在自己的眼前數出自己的手指，如果沒有帶上個人氧氣呼吸器，我們都會窒息而死。再多一點生命危險，哪怕只是一點點，我們就會有六個喪生的太空探險者。

所以，無論邁克·福阿萊怎麼想，或者我回到地球之後聽到了什麼，我知道現實是大大的不同。我陷入了兩難困境，因為一方面，我知道他需要足以捱過接下去的4個月的樂觀與熱情。另一方面，我必須給他一個印象，隨時作最壞的打算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除非事情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會發生這樣的轉變——主要警報器顯示關鍵系統故障的情況不會是偶然的，邁克需要保持警覺，準備好在任何時候作出回應。

我試圖打斷他的工作。我堅持讓他親身演示，怎樣帶上防毒面具，摸索著進入聯盟號空間艙，怎樣開啟滅火器。總的來說，我想看看他在幾秒鐘，而不是幾分鐘之內，怎樣應付那些環境。我覺得邁克以為我腦子受了過多的輻射，因為我堅持我們一步一步地完成這些基本的活動，但為逗我高興，他完成了這些操練。

一旦我滿意地看到邁克已經為最壞的形勢作好了準備，我們就轉向了更加平凡的努力。我指導他如何使用現在處於拼湊狀態的洗手間，這與他在星城所學到的程式完全不同。我們開啟了他的個人工具與實驗用具。我描述電線在哪裡，怎樣旋下面板，面板後面有需要每週清洗的迴圈扇的入口，到哪裡去找儲存的多餘食品。我盡力把自己所知的，並且他在這5天的交替時間內能夠領會的告訴他。

到了我要離開的那一天，我給了他一個熱烈的擁抱，在他耳邊說了些鼓勵的話，告訴他，他是那裡最好的一個，他會幹得很出色。我說“那裡最好”有些私心——邁克像其他同來的人一樣聰明、能幹。他是在牛津受過訓的物理學家，除了有超常的智力，還從心底相信，俄羅斯與美國人的合作不僅對空間計劃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世界和平也有戰略意義。既然知道他和同來的人一樣優秀，說句實話，我有些疑慮，他究竟能否很好地在“和平”號上堅持下去；或者，說得準確一些，我懷疑有誰，包括我的兩名宇航員同伴，他們在接替者到來之前還有一個月的任期，能在“和平”號現存的條件下乾得很好。

奇怪的是，對薩沙和瓦西里，我在空間站上五個月工作的兩個後面四個月裡的太空旅行同伴說再見，並不是特別困難。離開“和平”號並不使我難過。這不像是暑期度假之後離開湖邊的帳篷，而更像從大學畢業——有一種成就感，但作好了迎接將來的準備。回家的念頭，回到地球，重新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念頭，是這樣的令人欣喜，以致我沒有為離開而感到遺憾。我已經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到了該走的時間了。

我知道瓦西里和薩沙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回家。我告訴他們，我很榮幸能與他們一起工作，並祝他們在空間站上剩下的日子裡好運。我請他們照顧邁克，尤其在他逗留的初期。他們向我保證會的。我說的最後一件事是我熱切希望見到他們回到地球，我會為他們的安全祈禱。

離開是計劃的一部分，是在預期之內的。當兩艘航天飛行器之間的艙門關閉，我不是特別地悲傷或愉快；我保持情緒的穩定。我承認能夠再次說英語，聽到家鄉的訊息當然是件好事。查理·普雷庫爾特，愛琳·科林斯和我在亞特蘭蒂斯號的中間甲板上互講故事直到午夜之後。我正在回家。

23。連空氣都是甜的（上）

漸漸地，“和平”號縮小得就像一顆明亮的恆星，然後消失在黑暗之中。我注視著黑暗，感到一陣刺痛——一種思鄉的痛楚。

隨著亞特蘭蒂斯號漸漸遠離“和平”號，我又一次可以看見空間站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