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都想取締這種於吏治民生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認真，所採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現代財政制度。雍正的辦法是專門成立一個類似於現在的國家審計署這樣的機構，取名為“會考府”（“會”大概是會計的意思，“考”類似審計，“府”是衙署，所以會考府相當於審計署），規格很高，直接對皇帝負責，不受任何外在干擾。但是，這種做法能否徹底解決“部費”的問題呢？

會考府於雍正元年（1723）正月設立，主持事務的都是雍正最親近、信任的大臣，包括他的弟弟、怡親王永祥，舅舅、吏部尚書隆科多，大學士白潢，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下面的辦事人員，包括滿漢郎中、員外郎各二名，主事各三名，筆帖式十名，還有一些書吏，由此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專門辦理審計的衙門。凡是財政收支審計方面的重大事務，報到中央部門後如果要駁回的一定要送會考府審計，由會考府審查其是否符合規定，是准予透過，或是駁回。這樣在理論上就不需要支付“部費”了。不過，會考府人員有限，它顯然不可能對所有的財政收支專案都進行審計。更重要的是，會考府人員也是普通人，他們難道就不會貪汙、不會索取不叫“部費”的“部費”嗎？（關於會考府，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諭分見《清世宗實錄》卷三、卷四、卷二十五）

在會考府成立之初，就有一個叫崔致遠的中央官員對此表示了憂慮。他說，假如害怕中央部門的官員對國家法規、政策陽奉陰違而不能完全信任，那麼怎麼知道新設的會考府官員就都誠實可信？弄得不好的話，怕是為了革除弊病而新設一個衙門，最終卻因新衙門的設立而弊病更多。〔1〕

從雍正釋出的上諭及會考府最終被取消的情況來看，崔致遠的說法恐怕是不幸而言中了。雍正在上諭中說，各省大臣題奏事件，都經過我親自批覽，然後交給中央部門核查處理，而回復都是經我個人決定，為什麼各省大臣對自己的題奏事件還那麼不自信，甘願受中央部門書吏的欺騙，對此我實在不能理解；另外，會考府是我新設立的特別為稽查中央部門弊病的機構，會考府的大臣們，我可以保證絕對沒有索要手續費（“使費”）的道理，現在聽說有一二個畏懦不明事理的大臣，另加一倍費用，這真是豈有此理；以後這類事件永遠嚴行禁止，如果地方官員仍然派人來京料理“部費”，那麼一經查出，送的、收的都一起治罪。從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這道上諭來看，地方上不僅沒有因為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部費”而真的不再送“部費”了，相反，現在多了一個會考府，“部費”也就得準備兩份，一份給相關主管中央部門，一份給會考府。恐怕正是這個原因，雍正意識到會考府雖然“有益於察核”，但衙門設立一久，一切都浮於形式，“多一衙門即多一事端”，所以在雍正三年九月裁撤了這個存在三年的機構。（《清朝文獻通考？國用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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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官窮吏富

既然“部費”無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書吏，這就形成了在京城吏比官富，在居住上形成“東富西貴”的特殊現象。

官窮吏富，清人陳恆慶的《諫書稀庵筆記》所記載的一個工部官員和工部書吏爭妓女的故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故事說，北京有個叫紅玉的歌妓，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歌也唱得好，說話還挺幽默，所以名噪一時，工部的官員常常到這個歌妓家裡聚會。後來，這個歌妓卻被工部書吏王維寅花二千兩銀子買去作妾，這讓工部的一班官員大失所望。工部官員們跑來和作者商量說：“王維寅只是一個書吏，是我們的手下，現在奪走了我們喜愛的東西，實在可恨。你有沒有辦法讓我們和紅玉見一面？”作者說：“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吧。有個人夜裡做了一個夢，夢到司馬相如來拜訪，第二天得到一方刻有‘司馬相如’的漢代印石，這個人珍惜秘藏，從不拿出來給人看。他的一個上司向他要印看，有看了不還的意思。這個人就對上司說：‘我生平有兩樣東西是不能和人共享的，一是老婆，一是這塊印。’如果王書吏用這樣的話來回答我，那該怎麼辦？所以啊，你們只能單相思了。”一年後，聽說紅玉生了雙胞胎。作者再和那班工部官員開玩笑說：“你們的相思病好了沒有？”那班工部官員都說好了。

在這個故事裡，工部的官員只能到歌妓家裡喝喝花酒，搞搞“三陪”，工部的書吏卻可以拿出二千兩銀子把歌妓買回家去作妾，獨享專用，害得工部官員們害相思病，連忘梅止渴都沒辦法，由此可見書吏確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