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這兩個罪犯的改造態度。”

把錢文華押起來，把我放回車間。許多犯人圍攏來問我怎麼回事，我說：“犯了錯誤，受到了政府的寬大。”

我回去拿行李，班長叫我在六監外面等著，他把行李給我拿了出來。我明白了，錢文華就住在我那屋子，不然一定叫我自己去拿。

搬到八監，這是橡膠廠犯人住的大宿舍。我心中倒也高興，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了。我仔細一想，在肅反中拿我作典型這樣辦一下，對全體罪犯也可能發生一些作用。我已經過來了，就什麼也不說了。張管教員有關係，他的關係還不大，決定我這個問題的是長春監獄典獄長，以及比他大的負責幹部。張管教員可能在提供材料時從旁加鹽加醋，把我說成十分危險的罪犯，但是上級不同意。吉林公安廳來了幾個科長，監獄的正副典獄長和各科長都參加了對我的審訊。開始相當緊張，過了兩堂便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

在橡膠廠我原來有定額，因為白天我經常被提審，不能勞動，完成不了定額，影響下道工序生產。工廠負責人取消了我的定額，能幹多少就幹多少。

每天照例提審，從中我也受到一些教育。有這麼一件事：1948年，督察處秘密處死了一個叫錢志球的，說他是地工人員。1947年冬，長春市海上大樓起火案，說他是縱火者，把他從三十八師政工室逮捕歸案。逮捕時，經過該政工室主任許螢協助。現在從北京來了一個幹部問：“許螢協助你們逮捕錢志球，是怎樣協助的？說了什麼話？他自己說，‘叫人把錢志球綁起來’他說了這句話沒有？”

“這我不知道。因為我派人到三十八師師部把錢志球接來，我們的人沒到該師政工室，因此沒有聽到許螢說了什麼話。他協助逮捕是肯定的，不協助抓不來。”

“許螢在北京已交待了這件血債，現在到長春對證一下，究竟是怎麼回事。他逮捕地工人員的罪已構成，錢志球已經被殺害。現在看，許螢負責逮捕之責，殺害的罪責由督察處負。”

我對這個從北京來的幹部說：“只這兩句話，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實事求是。”

我感到有這種負責精神，是不能判錯案子的，與督察處根本不能相提並論。我們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慘死獄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辦公室，把我交給兩個幹部。這兩個幹部交給管教科一張解票：“我們是市局的，找你去問話，上車吧。”

門口停了一輛灰色的小吉普。我說：“不戴點東西（指手銬）？”“戴什麼，上車吧，我們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襖，背後寫了兩個大字──犯人，在市局辦公樓上走，許多人都多看一眼。一個女幹部叫我跟她走，進了局長室，出來一個高個幹部，他是任青遠局長。一張會議桌，他坐在裡邊，叫我坐在外邊。與他對面坐著一個幹部，擔任記錄的樣子。桌上放著香菸、火柴，任局長遞過來叫我吸，我沒吸，他說：“會吸就吸嘛。”那個幹部給我拿出來一支紙菸，我自己把煙點燃。

任局長說話很慢：“聽說你改造得不錯，很爭取，今天把你找來談幾個問題。”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說。”

“這個問題，我派人到監獄找你談過幾次，都沒有談清楚，今天當面談談。有個唐文治，在吉林盤石於1947年成立了一個軍統局通訊站，站長唐文治少將。下邊還有許多人員，這個組織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這個人你認識不認識？”

“這個組織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認識。”

“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組織呢？他怎麼能報軍統局呢？”

“軍統局這個名詞在1946年9月取消了，一般人口頭有時還用‘軍統’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為改為了‘國防部保密局’。如果1947年還用軍統局的番號，那他就不是軍統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這個過了時的番號來招搖。一個少將站長，在軍統局是高階幹部，到了東北，我不會不知道，多數我認識。唐文治這個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組織很完全，下邊還有組，並且有行動，收集我方情報。”

“那是有計劃的，大規模地招搖撞騙，他搞到的情報給誰呢？”

“供稱是給瀋陽。你們有沒有這種情況──從南京直接派一個站到吉林？”

“這種情況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來一個站，我們一定會知道的，不論怎麼秘密，也會知道。”

“他們這些人在東北還有許多社會關係，你把軍統在東北的站以上的名單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