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鄧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櫃”，林楓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維仁也就被作為“黑秘書”受到批鬥。從1969年到1974年，陳維仁在河南周口地區的“五七幹校”，度過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陳維仁記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見胡耀邦。他來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號樓，一推開門，正在看檔案的胡耀邦馬上站了起來，跟他熱情握手，說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現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來，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黨校揭批“四人幫”的簡報。本來，這是秘書的工作。

胡耀邦比陳維仁年長九歲，陳維仁為稱呼犯難：叫“胡校長”吧，他知道胡耀邦從來不喜歡“帶銜”的稱謂；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陳維仁的心思，說：“以後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這麼叫我，你也不例外。”從此，陳維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則叫他“老陳”，在別人面前，稱他“陳秘書”。

陳維仁說，胡耀邦工作非常盡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書看報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習慣於坐在沙發上看，檔案則放在沙發前的長條茶几上。不過，沙發離門口很近，而秘書的辦公桌倒是在裡面。這樣，客人一進門，首先見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書。胡耀邦卻從來不在乎這些。

胡耀邦擅長寫作，擅長演講，才思敏捷。他從來不要秘書為他起草講話稿。只是在講話後，要請秘書根據講話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寫文章，總是要寫上幾句“提神的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語言的生動性，注意有新的見解。有時，要提出新的觀點，胡耀邦總是在小範圍內先講一次，聽取大家的意見，然後才在大會上講。所以，胡耀邦講話實際上是很謹慎的。

胡耀邦沒有架子。本來，作為首長，他應該到北京飯店去理髮，可是他卻常常到中共中央黨校附近的小街上去理髮。他跟普通顧客一樣坐在那裡排隊。不過，陳維仁和梁金泉考慮到他的安全，總是跟著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髮師見到這人理髮總是跟著兩個不理髮的人，一打聽，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對“走後門”極為反感。他曾說，中共中央黨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學校。你要學習，請從前門進來。你要做官，這裡沒有“後門”！

胡耀邦還主張“走冷門”，別“走熱門”。誰犯了錯誤，門庭冷落，倒是應該去看望。別去那些“門庭若市”的地方湊熱鬧。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看書。一邊看，一邊喜歡用紅筆畫道道。他看《列寧選集》，連註解都很仔細地看了，畫上許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會。偶爾有空，去看歷史性的電影。有一回，中共中央黨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戰》，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歡京劇。正巧，陳維仁也愛京劇。聽說陳維仁有《楊門女將》的唱譜，胡耀邦向他借來，空閒時看著譜子哼幾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菸很多，一天兩包。後來，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書為他保管香菸，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額”，向梁金泉說：“超額了，那就‘超額’完成任務吧！”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4）

為了採訪當年批判“兩個凡是”的主將之一邢賁思，1996年5月29日我來到當年的《紅旗》雜誌辦公樓，如今是《求是》雜誌編輯部。

有趣的是，筆者步入大樓，在總編輯辦公室寬大的沙發椅上，見到了邢賁思——當年是陳伯達、姚文元坐在這裡。邢賁思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如今成了《求是》雜誌總編輯。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邊框的近視眼鏡，學者風度，講話很有條理。他對我說，雖然當年參加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但是從未細細回顧，你的採訪，使我有機會回憶那難忘的歲月……

邢賁思笑稱他當年參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跟胡福明、吳江、孫長江不同。他們有《光明日報》、中共中央黨校為依託，有胡耀邦、楊西光作“後臺”，署“本報特約評論員”，而他則單槍匹馬，每篇文章署“邢賁思”，算是“單幹戶”。邢賁思捲入這場大討論，因為“真理標準”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他是一位哲學家，理所當然地加入了大討論的行列。

我問起“邢賁思”是不是真名？怎麼會走上哲學研究之路？邢賁思大笑起來，說起自己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

他於1930年出生于越劇之鄉——浙江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