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我們所討論這個‘政學系’代表當時中國社會上什麼一種利益呢？回答這一問題，只有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人，才敢胡說。好學深思的社會科學家，就未便信開河。因為一個政黨如果代表某個階級或某種社會力量，其方式只有兩種，一是某政黨的成員是某階級產生的；二是先有惡勢力的組織，然後與某階級勾結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與作風是有其賡續性。吾人如檢討政學系，便發現他們並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當時最反動的‘交通系’，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華革命黨’，乃至南北各派軍閥，都不代表任何社會力量，任何階級，或任何帝國主義的利益。

試看變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將軍’馮玉祥。他從滿清的管帶，做到洪憲王朝的‘男爵’；再作直係軍閥；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無所屬的國民軍總司令；受基督徒洗禮而受西方傳教士支援的‘基督將軍’；又做了受布林什維克洗禮的‘北赤’；又做屠殺共黨的國民黨右派；再做受少數黨支援的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又重作馮婦當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戰後遊美又作了資本主義的宣傳員；中共政權登場，煥公（馮玉祥字煥章）又打算立刻回國投效，終至喪生黑海。試問這樣一位變來變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個階級；那一種社會力量？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忽視馮玉祥在民國史上所起的各種決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談政黨的代表性，第一要有個各種社會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會；第二要有個守法而有效的議會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式來爭取政權，政黨始有代表性。

我國民國初年的政府和社會都沒有具備‘政黨政治’的條件。搞政黨的人不是社會任何力量所產生的代表，而是我國‘學而優則仕’的職業官僚傳統產物。他們離開了‘議會’離開了‘官’，那就如魚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軌，國會上下兩院亦如臺灣以前的‘國大’與‘立院’，由‘客觀環境’所限而不能改選，議員先生有乾薪可拿，鋒頭可出，衚衕可逛，萬壽無疆，皆大歡喜。誰要打掉我的鐵飯碗，我就要和誰拚到底！

不過吾人可不要小視民初那些議員，尤其‘政學系’那批政客。他們當初都是‘許身革命’的志士。‘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他們都有過汗馬功勞。他們不是隻知舉手喊萬歲的‘豬仔’，而卻是夠得上與‘中山先生’、‘克強先生’稱兄道弟的特立獨行的人物。處於民初混亂的局面下，生存上對職業的要求；道義上對國家的責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則當初也不會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門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會力量和階級；在上又沒有一個‘睿智天縱’的‘聖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凱、段祺瑞一批武夫，又遠非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確有‘濟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處不著邊際之時，他們的行動就只受兩種力量支配了。第一是個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論起切身利害來，那他們都脫離不了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老傳統。在公則輔翼聖主，福國利民；在私則榮宗耀祖，升官發財。所以政學系裡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慾望則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長。他們之間沒有想做皇帝的人。因為‘自古帝王多無賴’，他們都是書生出生，還未下流到‘無賴’的程度。

若論政治信仰，則他們都是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起家的。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跳不開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觀念。這一時代有為有守的人都認為議會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國’的最高原則。他們反對過滿清大皇帝，也反對過洪憲新皇帝。對孫文要改變的民主基礎來‘慎施命令’的寡頭作風，他們也照樣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來說，他們原繫有‘道’之士。但是當他們由於無拳無勇，有道難行之時，他們又沒有孔二老頭子‘乘桴浮海’的決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戰國時代‘遊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們要向有權有兵者遊說，以圖合作了。從政治信仰來看，他們可能為著原則，有時還要擺一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的架子！從利祿著眼，則有時難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挾縱橫之術，來幹祿公卿，至於原則也早就收起不談了。這便是早期政學系成員的本質。不過民國還粗具大一統之外表；他們也還有個‘國會’為老巢，所以政學系事實便是一群氣息相投的‘策士’的組織。其動機雖萬難與孟軻、荀卿的遊說相比；其作風亦尚略勝於‘收兩國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不外兩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