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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援馮既然公開了，則日本援張，英人援吳，也就更加積極了。一部中國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角逐史。這次北洋軍閥的內戰，帝國主義的陣線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沿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的日艦炮戰。如此一來，帝國主義就全部捲入中國內戰了。日本人就首先對馮軍佈雷，提出抗議。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義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丑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期限的‘最後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佈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乾，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牒’。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衝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衝，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卹，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餘、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只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丑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鄧小平初出茅廬

這樁‘三？一八慘案’只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乾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機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餘、陳友人、譚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在‘近代中國’這坐大舞臺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只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後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物件